1.

2016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延續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形成了一些亮點。首先，整體性的問題意識逐步顯現，體現為史觀的選擇，以及基于相應選擇的“有立場的研究”日漸增多。實際上，相比“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作為學科建設的意義一直不斷被追問，原因是“現代文學”與現代文明的轉型與建設的同步性，與現代歷史高度的互文性。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從這種追問中取得過一貫穩定的“學科內部價值”，相反，對它的討論越來越呈現出本源層面的分歧，在當今的形勢下，它更是成為了一種思想判斷乃至決斷。

現代文學研究因此具備了雙重屬性，一方面它的形成基于客觀史料、文本和完成了的事件、人物，另一方面，它呈現出一種“不斷問題化”的獨特的特征。在我看來，我們對這種特征不必有過多的焦慮，相反它意味著現代文學研究獨有的活力和價值，是中國現代歷史書寫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些年來不斷出現的，對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新穎解讀，都是源自這一點，2016年的研究也不例外，種種有關“現代”、“中國”、“學術”、“文學”本身的意義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各種后現代的方法論在這些反思形成的新的話語空間之中也有了用武之地。

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得到最多公認的現代文學史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2016年出版了全新修訂版，距此書初版本也已經有三十年了，修訂版的各章敘述都有所調整，而總體結構變動不大，仍然延續了“思潮與運動”、“文體”、“重要作家”的敘述結構，但也有一些變化，比如單章論述的作家增加了沈從文一章，“通俗小說”更名為“市民通俗小說”，內容也增加了不少。歷經三十年，這本文學史在各種不同的思潮與話語的碰撞之中，取了一種相對穩重中立、優美曉暢的敘事風格。《三十年》的敘事起點是“文學革命”，這本身就是一種基本的歷史判斷，即現代文學的發生是基于歷史的重大轉折，而結束于另外一種重大轉折，這一點是明確的，而除此之外，在兩次重大轉折之間，“三十年”有一種被暫定下來的時間的意味，既是客觀無疑的，又開放給了各種闡釋空間。在當下這種文學史觀不是沒有受到挑戰，比如海外漢學研究對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不同理解，以及國內學者對民國文學、漢語新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等概念的辨析與提倡，都體現了基于不同歷史觀的“命名”與學術反思，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沖擊。[1]

1906年《青年雜志》的改版揭開了革命的序幕，著眼于“起點”的現代文學研究在2016年對新文化運動百年的紀念是一大主題，各大期刊都推出了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特輯，總體來看，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在本源意義的辨析上有所加深，新文化運動本身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它和一百年來的啟蒙、革命、現代性話語和社會運動之間是什么樣的關聯？新文化運動名為“文化”，其文化啟蒙的面向一直是學界關注的，而近年來關于新文化運動作為社會運動、社會動員的討論也逐漸增多，有學者認為“社會改造”是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一個面向，其中有著“新村”、“工讀互助”、“小組織實驗”、平民教育、社會調查為代表的諸多實踐，這種實踐所造就的社會氣氛，對于早期新文學的影響很大，因此，在“思想啟蒙”和“工具革新”之外，必須加入“社會改造”的層面，才能理解新文化運動與各種社會實踐的聯系的，從而更好地觀察其歷史走向。也有研究文章專門討論了“五四”的知識青年們的具體實踐活動，他們以創辦雜志與成立社團的方式參與社會活動，實踐“五四”的文化與社會理想，形成了幾百個小團體，在不同的思想傾向、活動模式、人員構成的形態之下，社團運動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層面。[2] 除了社會改造和社會實踐行為的考察以外，還有從信仰構建的層面來理解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已經從正面討論了中國人的信仰問題，指出“《新青年》發起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其實就是一場有關國民信仰的保衛戰。《新青年》對現代國民信仰建構的重視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不但如此，“《新青年》等雜志對現代國民信仰問題的思考，滲透到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創作中。”[3] 魯迅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信仰”問題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過程中得到真實的討論，一種現代“信仰”與科學理性等普遍性話語之間構成什么關系，又與國民生活形態建立起怎樣的聯系？這一角度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同樣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啟蒙層面，而是深入到了更深層的精神狀況，以及建設社會共同體的具體要義的辨析之中。

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對青年問題的關注。“知識青年”作為一種跨界的形象被提出，青年不但在文學活動、社團實踐、各種思潮和風尚中充當主角，其本身也被寄寓了“新人”的理想，尤其是著眼于具體的基層實踐層面，他們實際上是從國民革命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構成力量，他們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個性氣質和感覺結構，過去的研究較少關注他們真實的思想狀況，而現代文學的每一個代際轉換其實都與青年的寫作、閱讀和思考有關。有研究者關注作為”知識青年“的典型作家，如潘漢年筆下的青年形象建構問題，進而探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邊緣文學青年的群體構建過程，以及從“知識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轉變過程。[4] 從高度的個人主義認同到社群想象的轉變，在二十世紀初受過新式教育和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身上屢屢發生，這一與青年的身心歸屬有關的問題，對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的壯大有著很好的解釋作用。可以想見，隨著“五四”百年紀念的到來，青年問題在日后的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學史研究中會越來越體現出價值。

2.

對于具體的作家作品的研讀，過去的一年也收獲頗多。首先是魯迅研究，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對于魯迅作品的研究與討論呈現出豐富的樣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學評論》、《魯迅研究月刊》、《現代中文學刊》、《探索與爭鳴》等雜志都推出了魯迅研究專輯。2016年的魯迅研究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風格，除了一些基本的層面如文本細讀、文本重讀，有關魯迅生平的史料考據，魯迅與各種文藝思潮的關聯以及與同時代人的關系等等，2016年對魯迅的研究更加注重思想史和社會史層面，有機融合了當下社會思想論爭的一些具體問題，可以稱之為“在新的形勢下談論魯迅”。正如學者吳俊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魯迅研究高峰論壇的發言中所說，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新媒體已經將說話的權力還給了每一個人”，在當今的網絡社會和大眾文化中，對魯迅的表達是五花八門的，“魯迅的邊緣化、娛樂化、學術化各執一端，貌似交集，實則互不相干”。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指出，魯迅具有不可比擬的當代性，縱觀歷史，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社會思潮的發生，都將魯迅綁上戰車，在這個意義上的現代作家乃至中國作家中魯迅是第一人，這也造成了魯迅研究以及相關話語場的混亂、自相矛盾乃至虛無與反智。吳俊以及孫郁等其他一批資深學者，呼吁魯迅研究的回到歷史與回到常識，回到規范的學術脈絡中去。 [5]

在我看來，對魯迅的闡釋的巨大分歧與分裂，正是當代社會種種癥候欲從現代歷史的根源中尋找答案的一個表征，而隨著這種種癥候的加深，魯迅研究所呈現出越來越巨大的空間分化是必然的，魯迅研究的意義也必然通過與當代問題的融合而呈現出來。2016年對魯迅作品再解讀的幾篇較為優秀的成果，能夠說明這一點，比如黃銳杰對《祝福》的重讀，他提出魯迅在《彷徨》中顯示出了啟蒙觀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魯迅所意識到的鄉土社會的復雜性，鄉土社會的復雜性過去被歸于前現代和封建社會，在今日儒學復興的視野下，儒家的社會倫理秩序與祥林嫂的悲劇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得到了許多新的言說。黃銳杰的文章無疑隱含著這一視野所引發的問題，他指出所謂“魯鎮文化”以及祥林嫂的命運表明了晚清民初的社會中，儒家的“禮治”思想已經無法面對鄉村的倫理秩序失范造成的普遍危機，而“新黨”的啟蒙思想同樣無法深入到這種危機之中，鄉村需要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變革。這篇文章的立意與當代社會的鄉村研究乃至“返鄉體”書寫，鄉土中國的現代命運等等論爭結合得頗為緊密，是典型的帶有歷史書寫的問題意識之作。[6] 而同樣是針對《故鄉》、《祝福》的再解讀，也同樣發表在《現代中文學刊》上的，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學者梅儀慈的《魯迅與自我書寫的危機》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梅儀慈的研究延續了19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的經典命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文章指出，盡管魯迅一直被看作是創作農民形象的現代作家，魯迅的關注焦點既不是農村，也不是農民。作者認為，《故鄉》與《祝福》的關注焦點在于“知識分子如何假設與建構一個相對于農民‘他者‘的自我，以及此舉所引起的道德與知識層面的危機。”“無論魯迅作為現實主義作家得到怎樣的推崇，在涉及農民題材時其作品的情節焦點依舊是主體與表達的矛盾，是自我與寫作的困境。”[7] 總體而言，1980年代以來解讀魯迅的兩種不同的線索依舊并置著，一是討論現代性，“自我”、“主體”、“知識分子”（在現代精神形態意義上）的生成，而將魯迅筆下的鄉村視為空間性乃至隱喻性的。二是著眼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狀況，在之基礎上討論文學形式，這兩條線索有時會互相生發，有時也會強烈沖突。在對魯迅小說的研讀中，焦點集中于“鄉村”，鄉村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以及現實主義的起源，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研究仍然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話語代表場域。

魯迅和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以及文學革命的兩位代表人物，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對這兩位知識分子的研究主導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兩種不同的思想話語，2016年在新文化運動研究的視野中，胡適研究也有頗多成果，但其深度和廣度顯然無法和魯迅研究相比。胡適對于文學文化、學術教育思想、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跨界，與魯迅執著地做“文學者”（竹內好語）構成反差，因此魯迅研究通常是從魯迅的作品出發，胡適研究則會起始于不同的領域和學科。2016年的胡適研究牽涉到中國思想史，政治學、語文教育、科技史、傳媒研究、圖書館學等等方面。如果說各種思想政治運動都“引”魯迅為“證”的話，那么中國現代各人文社科領域的建立則有著“引”胡適為“證”的趨勢。與新文化運動和新的學術范式的建立有關的，這里舉兩種研究，一是葉雋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不同留學背景與新文化場域生成問題的研究，葉雋以觀察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的改革策略入手，分析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的留歐、留日和留美背景，以不同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源的角度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權力格局。[8] 這是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李浴洋則綜合了近年來學術界對于中國現代學術范式的討論，從胡適對章太炎和王國維兩人的接受出發，細考學術范式從晚清民初的過渡狀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認為胡適以章太炎為節點，成功建立了他推崇的＂科學方法＂與清代學術經驗的內在關聯，“這輪‘范式’更替既是胡適選擇的結果，又與新的學術觀念、學術制度以及對于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的建立直接相關。”[9] 實際上不僅僅是學術范式，胡適常常引發人們多重的“范式想象”，對他的研究圍繞現代人格、現代教育體系，政黨制度等種種規訓體制的建立。如果說魯迅代表了中國的獨特性問題和癥候的話，那么胡適就表征著一種對現代國家的普遍性的想象，某種程度上從對兩人的研究狀態可以看出特定的社會氣氛和話語導向的更迭。

3.

從作家作品的重讀來看，2016年首先是對左翼作家研究有高度回潮的趨勢，包括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蕭紅、丁玲，以及趙樹理、孫犁、茅盾等經典作家，針對他們的作品有一批新的解讀出現。比如在《文學評論》上刊登的兩篇蔣光慈的研究論文，孫偉的《啟蒙、革命和抒情的循環圈——以蔣光慈“革命加戀愛”小說為例》，引入了近幾年來學界討論較熱的，中國現代小說的“抒情”視角來觀察蔣光慈小說，試圖解決從“啟蒙”到“革命”中間的意識構成之中介與過程。“抒情”是比較快速的，而且是比較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審美心理的方式，它造就了蔣光慈小說的迅速流行，以及“啟蒙”、“革命”的理念的迅速傳播，然而“抒情”本身的個人化和心理主義的特點，使得光慈式的“革命加戀愛”具有了先天的缺陷。在作者看來，“蔣光慈式的知識青年以‘我注六經’的方式解讀外來文化，獲得了自我解放。革命文化為他們基于自身處境的反抗賦予了合法性。”但革命最終要訴諸政黨建設和國家建設，與個人反抗和情感泛濫的方向完全不同，因此青年們很容易陷入”無所著依”的虛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革命加戀愛”小說叫好又叫座的情勢僅僅維持了短暫的一段時間，便難以為繼。“抒情”視角的引入的確對于早期的革命文學，以及革命文學向“左聯”文學轉變提供了有效的解釋視角。另外一篇姚玳玫的論文《1925-1931：“階級論”美學的初期實踐——以蔣光慈小說為考察中心》，[10] 則從“革命”如何整合“文學”、“戀愛”如何從屬于“革命”、“革命”與“文學”的崩裂三個角度來討論蔣光慈的小說。文章比較完整地再現了蔣光慈從成為革命文學先鋒，到被革命圈批評、開除的過程，其問題意識在于，一種革命美學的創作譜系和評價體系能否建立？這兩篇文章都超越了長期以來學界討論蔣光慈所慣用的“小資產階級”角度，從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構成要素以及評價體系的轉換的層面，引入了革命與美學的關系等更為深廣的理論和文學史視野，對作家作品作出新的考察，顯示出左翼文學研究的更新與深入。

長期以來較為停滯的郭沫若研究，2016年也出現了新的研究潮流和聲音，[11] 與紀念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相契合，一些研究者回到了早期郭沫若的作品，比如郭沫若早期白話詩中的“自我”形象出現的問題，指出像《天狗》這樣的詩歌表現出“自我”主體生成的最初的形態，是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中自我話語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對于身體的解釋學和修辭的開端。[12] 從古詩今譯的角度，有研究者比較了郭沫若1923年對于詩經的白話翻譯，以及建國后對屈原、杜甫和李白的翻譯，指出他的“今譯實踐”是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方法論，構成了“五四”到1970年代的一個潛在的譜系。“它絕非僅僅涉及漢語內部的媒介轉換，而關系到闡釋主體性的建構和結構，編碼著文化革命的邏輯。”[13] 作為經典左翼作家中“污名化”最重的一位，郭沫若研究實際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在當代文學“一體化”的過程中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種種話語和行為，對革命歷史的研究者將構成比較大的挑戰。

自由主義和現代派文學家的研究在2016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針對沈從文、施蟄存、張愛玲、穆時英、邵洵美等人出現了一批新的史料和研究結論，在某些問題上可以說是有重大突破的。比如針對沈從文的研究，入選“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的李松睿的論文《論沈從文20世紀40年代文學思想》，[14] 試圖重新解釋沈從文在1940年代的創作危機，在學界原有的“外因說”和“內因說”基礎之上，進一步分析沈從文的文學觀構造問題，指出沈從文以及一批重要的1940年代作家的寫作危機，植根于他們隨著時代發展而發生的變化了的文學觀，這種變化導致了他們在抽象的審美理念與具象的現實之間難以把握平衡。在沈從文這里，他更是試圖思考和創造出他自己的“理念圖式”來表現時代，這種“理念圖式”其本質可以說就是一種個人化的“民族形式”，但種種條件的限制，導致他在語言和敘事上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障礙。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作者對沈從文寫于1940年代的幾篇作品重新讀解，展現出十分新穎的意義。吳曉東則全面梳理了邵洵美身體力行的“頹加蕩”這一1920年代的唯美主義思潮，由于邵洵美本人的特殊性，“唯美的紈绔子”這一形象在1920年代便深入人心。邵洵美的形象、理念、唯美派詩歌的文學實踐，以及開辦“金屋書店”等文壇活動，使他幾乎成為了中國唯美主義的代名詞。不過作者也指出，上海這一空間的消費主義特征使得唯美主義變成“海派”文化的一種，在文化政治學意義上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15] 唯美頹廢文學的研究，總是在兩級之中擺蕩，或是僅僅落實為”純”文學思潮的比較和定義，或是被構建為文化批判的對象，而能夠兼顧文學史敘述與文化歷史批評的研究是否能夠成為一種新的追求，在2016年的現代文學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

在新文學史料層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發現，最重要的當數老舍的《四世同堂》完整的英文稿在美國找到，這意味著《四世同堂》最后一部《饑荒》原本缺失的最后十五段得以和讀者見面。[16] 還有，解志熙對于穆時英最后的“附逆”問題的考證，針對穆時英是一個“中統”安排在汪偽陣營里的臥底而被“軍統”誤殺，或者是一個雙面間諜等種種說法，仔細地考證出穆時英的所謂“冤案”真相，是一個編造出來的謊言。解志熙還仔細梳理了穆時英的“投靠”文章以及相關作品中的細節，分析了穆時英轉變為漢奸的心理過程，具有人格類型研究的意義。另外，《吳興華詩文集》于2016年再版，在一系列研究與紀念吳興華的文章中，追憶吳興華斯人的意義，以及對《吳興華全集》補佚的意見都被提出。[17]

總體而言，可以看出，左翼文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研究正在經歷一輪重要的變化，從研究視野到問題意識，從理論方法到價值判斷，隨著一批更新換代的年青研究者的投入，顯示出開闊的氣象和新鮮的力量。[18] 1980年代以來的被戲稱為“翻大餅”式的此消彼長的意識形態化的研究狀況，在大量的從業人員不斷進行知識生產的今天，已經基本結束，這預示著將來的研究動力必須基于對歷史以及未來必要的判斷之上，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現代文學研究，更會在許多的分歧中見出真問題來。

作者簡介：張屏瑾，上海人，文學博士，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文系現當代文研所副所長、碩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曾為美國杜克大學訪問學者。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研究與批評，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等。著有《摩登?革命——都市經驗與先鋒美學》，譯有《詩人與詩歌》。曾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上海文學》、《上海文化》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并曾在《文匯報》、《東方早報》、《文匯讀書周報》等媒體開設文藝評論專欄。

注釋：

[1]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見馬棟宇《“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嗎？——評張英進主編<現代華語文學手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0期）、張福貴《對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幾種命名的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9期）、朱德發《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范式的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6期）

[2] 參見姜濤《“社會改造”與“五四”——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視域新文學》（《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李培艷《“新青年”的覺醒和結社——對五四時期小團體的整體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3] 參見譚桂林《<新青年>的信仰觀念與五四新文學傳統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7期）

[4] 參見陳爾杰《五四落潮期青年思想狀況的歷史側影——<評論之評論>與“革命的文學”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1期），李郭倩《輿論、媒體形象與“群”的表達——以潘漢年筆下的青年形象建構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4期）一些歷史研究也同樣關注“知識青年”的問題，比如李志毓《新知識青年與國民革命（1924—1928）》（《史林》2016年第12期）

[5] 參見吳俊《魯迅必須活在真實中》（《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6期）、《魯迅的當下性之議》（《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孫郁《文學批評史中的魯迅遺產》（《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6] 參見黃銳杰《祭祀、立嗣權與鄉土社會的倫理危機——重釋祥林嫂之死》（《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4期）

[7] 參見梅儀慈《魯迅與自我書寫的危機》（《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3期、第4期）

[8] 參見葉雋《北大立新與“新青年”之會聚北平 ——— 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的新文化場域優勢及其留學背景》（《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16年第3期）

[9] 參見李浴洋《胡適“科學方法”視野中的“學術范式”更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5期）

[10] 發表于《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

[11] 首屆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青年論壇于2016年11月26-11月29在北京召開。

[12] 參見【美】米家路《造化的身體：自我型塑與中國現代性——郭沫若<天狗>再解讀》，趙凡譯，（《文藝爭鳴》2016年第3期）

[13] 參見王璞《郭沫若與古詩今譯的革命系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14] 發表于《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9期

[15] 參見吳曉東《中國的“頹加蕩”：邵洵美的唯美主義實踐》（《文藝爭鳴》2016年第1期）

[16] 參見《收獲》2017年第1期刊登的《四世同堂?饑荒》

[17] 參見謝蔚英《再憶興華——寫于<吳興華詩文集>再版之前》（《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2期），陳子善《不該被忘記的吳興華》；張治《若干未收入<吳興華全集>的佚作》（《文匯報》2017年2月24日）等文章。

[18] 比如賀桂梅的《趙樹理文學與鄉土中國現代性》（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李國華的《農民說理的世界：趙樹理小說的形式與政治》（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李松睿的《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周立民的《<隨想錄>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2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