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初，夏衍從香港北上，在北平李克農家的合影。左起：錢筱璋、阿英、夏衍、李克農、袁牧之

夏衍終身都有著地下黨情結

本來，在1935年初，蔡叔厚已經辦好護照準備去蘇聯學習，因為華爾敦的被捕，果斷決定留下來善后，當夏衍找到蔡叔厚時，蔡講述了“怪西人”案的大致輪廓，他跟夏衍、孫師毅的分析是一致的，“現在主要的危險是袁殊，王瑩的被捕就是一個例子”。

人稱“蔡老板”的蔡叔厚，早年留日，與曾希圣在黨內并稱為“無線電雙雄”，1929年夏，黨的第一個電波就是從法租界蔡叔厚寓所傳出的。1932年，蔡叔厚被遠東情報局的佐爾格看中，作為中國黨支援共產國際的骨干，蔡叔厚調出特科，被吳克堅派往共產國際中國組工作，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正是由于蔡叔厚的雙重背景，使他出色地處理了后續的事宜。到了6月份，蔡叔厚的計謀果然起了作用，袁殊的“知日派”身份驚動了日本方面，軍統將袁殊送到武漢“歸案”，由此切斷了軍統在上海對遠東情報局這條線索的追查，使蕭炳實、劉思慕等人安全脫險。王瑩也在兩周以后被悄悄釋放。

蔡叔厚在南京湯恩伯處得知，由于華爾敦拒絕回答問題，軍統方面對蔡的這一條線一無所知，目前蔡是安全的。雖然袁殊已被送往武漢，但國民黨可能還在追查與夏衍的線索，因此，要夏衍做好長時間隱蔽的準備。夏衍當即請蔡叔厚轉告孫師毅，在電影界代他散放空氣，說黃子布已經去了日本或北平。

愛文義路卡德路上的一座古老西式二層樓房，是一個白俄女人開的收費不菲的公寓，夏衍在這里躲藏了三個月，寫出了多幕劇《賽金花》。

在夏衍的回憶錄里，他沒有回避袁殊事件對左翼人士及遠東情報局的傷害，忠實的記錄了下來，并且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應該說這不是他個人的結論，而是他、蔡叔厚、孫師毅，以及潘漢年的共同判斷。

潘案發生后，“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同志建議復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夏衍終身都有著地下黨情結，他珍視這段崢嶸歲月留給他的不滅記憶，但是，地下黨不能等同于特科。對此，國防大學的徐焰教授明確闡述過，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務不是搞情報，是爭取群眾。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所總結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情報工作只列在第四位。

徐焰還特別舉了我祖父的一個例子：“早在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在敵營潛伏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看過后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斗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這里所指的電視劇應該是曾風靡一時的《敵營十八年》，事隔多年之后，如果我祖父看到有些文章將他這樣的老地下黨與“諜戰”混淆在一起，一定會對這種缺乏基本常識的觀點搖頭感嘆。

還是回到1931年的夏天，潘漢年沒有告訴夏衍，組織已經在考察袁殊，準備介紹袁入黨，同時轉入特科，而是透露了一個關于瞿秋白的消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中央已經決定上海一帶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來領導，他經驗豐富，和魯迅、茅盾的關系也很好，今后，‘文委’開會時，他會來參加的。”隨后，夏衍又用括弧補充了一句話：“不久后，陽翰笙也悄悄地告訴了我這個消息。”

這是情報工作的特點，也是潘漢年的風格。夏衍在《紀念潘漢年》一文中寫道：“我曾問過他，他要我和楊度聯系那一次，為什么連姓名也不告訴我？他說：‘這是紀律。’我說他見過大場面，如參加過長征，遵義會議后去過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住在宋子文公館，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齡找他談話……這一類‘可資談助’的事，連對我這樣的‘老搭檔’（這是‘文革’中一份雜志給我加上的罪名）也是嚴守秘密的。”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為潘漢年案平反，陳云在11月9日寫信給夏衍，希望他寫一篇文章紀念潘漢年。在信的結束處，陳云特地加了一句話：“文章只寫你所知道的一段就可以了。”

在潘漢年領導的文化統戰和情報系統的兩條線上，夏衍一直是以半公開的左翼文化人身份被定位在前者的位置，這可以看作是潘漢年的安排，更可以理解為周恩來的決定。

1930年，周恩來離開上海前，考慮到潘漢年也即將離開，于是組織決定由夏衍和楊度單線聯系。大約是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潘漢年約上夏衍，叫了一部出租車，開到上海舊租界薛華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把夏衍介紹給了一位五十出頭的紳士，一上來，沒有太多的寒暄，潘漢年就說：“過幾天后我要出遠門了，什么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后由他和您單線聯系，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后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猜到這不是什么臨別的禮物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系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兒，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我每月跟他聯系一次，送給他一些黨內刊物和市上買不到的‘禁書’，也和他談些國內外形勢——主要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央蘇區的戰爭情況。他從敵陣中來，知道許多北方軍閥、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他還曾不止一次地把他親筆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要我轉給上級組織。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楊的秘密黨員。后來逐漸熟悉了，他才告訴我：‘我就是楊皙子’。當時我也的確大吃一驚。”

這一塵封的歷史場景，我祖父在《楊度同志二三事》和《紀念潘漢年》兩篇文章中描述過兩次，角度有所不同，在《紀念潘漢年》一文，他特別補充了在1978年潘漢年案尚未平反，不能寫明的史實，“……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經人介紹，他申請入黨，經周恩來同志批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經人介紹’的這個人，就是潘漢年，我當時不便寫。”這次經歷，也可以視作是夏衍日后從事統戰工作的初探或試水。

夏衍在周恩來的視野中

1937年6月間，王瑩再次轉給夏衍一封信，憑著信封上的筆跡和那個“嚴”字，夏衍知道是潘漢年回來了。他們很快見了面，這次與1929年的時候不同，潘漢年的行動相當公開，他的電話和住址不再保密了。

7月10日，“七七”事變后第三天。潘漢年說要陪夏衍見一位朋友，“我們走進了一幢雙開間的石庫門房子的二樓，輕輕地叩門，開門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穿著白襯衫和深灰色西裝褲的中年人，他和我重重地握手，第一句話就說：‘還是叫你沈端先同志吧。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正要開口，他又說：‘我，周恩來。’”

根據夏衍本人的回憶和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周恩來這次是有備而來的，他們對夏衍經過了長期多方面的考察，認為他具備承擔更為復雜工作的能力，具體地說是來自兩方面的信息：一、夏衍進入周恩來的視野很早，周恩來自己說：“大約在1930年，我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就讀過你翻譯的小說。”其中包括指定夏衍代表中共組織與特別黨員楊度保持單線聯系；二、是夏衍在“左翼十年”中出色的表現和組織能力。

潘漢年說：“以前的事，恩來同志都知道了。對今后的工作，他想和你談談。”周夏的第一次見面決定了夏衍以后幾十年的工作方向。

周恩來告訴他，抗戰爆發，國共合作在即，需要像夏衍這樣早年在日本孫中山面前加入過國民黨，又與吳稚暉、戴季陶等高層打過交道的人，今后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階層、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人做統一戰線工作。潘漢年開宗明義地說：“……中央已經同意了，你，還是做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為好。”

周恩來明確地指示夏衍，要做好上海失守以后離開的準備，他耐心地給夏衍分析了當前的形勢。然后說：“抗日戰爭不是很快能夠結束的，今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你要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做宣傳工作、統戰工作。當然，你可以編雜志、辦報、寫文章，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只有公開合法，才能做統一戰線的工作。宣傳和統戰，都是黨的重要任務……接下來，首先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要協助即將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辦一張黨報，即《救亡日報》。”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夏衍下了決心回答：“組織上決定了，我一定盡力去做。”

上海淪陷后，組織決定讓夏衍南下。“記不起具體日子，大約是12月十六七日，漢年突然把一張赴香港的船票交給我，并說到了香港，會有認識你的人在碼頭接你。……在一個寒風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起來，收拾了帶走的行李，對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輕輕地在熟睡的沈寧、旦華額頭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碼頭。……汽笛發出了鈍重的聲音，船慢慢離開了碼頭。黃渾的江面上，有幾艘掛著太陽旗的兵艦，兩岸幾乎沒有行人，出了吳淞口，想上甲板上去看看，太高興了，原來潘漢年也在這條船上。”在潘漢年年譜中，這一段用的是“同船撤離”。

抗戰是統一戰線形成的大背景，也是夏衍正式進入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隱蔽戰線參加統戰工作的開始，而之前的工作只能算作是外圍的階段，這樣理解應該是相對客觀的。

在中共隱蔽戰線中，統戰和情報是兩條線，互為明暗，時有分合或交叉，但不會完全重合。夏衍在這條戰線上的非凡經歷，離不開周恩來和潘漢年這兩位最重要的人。

統戰的經歷對夏衍影響深遠，他的交友是三教九流的，周恩來給他的任務就是“勤交朋友”，為黨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此，李克農跟他講得更直白、更坦率：“站在外面罵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敵壘去影響他們，才是你應盡的本分。在國統區，菩薩要拜，鬼也要拜。……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統戰工作，戴白手套行嗎？”

同時見過潘漢年和夏衍的人都回憶說，他倆像是兄弟

在我祖父留下的大量各類文字中，他都在反復強調自己的工作性質是統戰，甚至在1965年1月“文化部整風”的檢討中，他也會寫到統戰工作對自己的影響：“在大約有十年的時期內，我主要是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根據大后方當時的具體情況，組織上要我以非黨的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各方面接觸，由于我立場不堅定，黨性不純，日子久了，不知不覺地就漸漸把自己看成為一個民主人士，很少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恰恰是這十年的文化統戰工作，夏衍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度過了他自己革命職業生涯中最酣暢淋漓的十年。

周恩來、潘漢年、蔡叔厚和夏衍，也包括瞿秋白等等，他們對于革命的理想主義浪漫情懷，同時表現在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才情兼備的文化人的雙重氣質上，兩者交相輝映。

這是一群精神氣質相同的中共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中國革命的一道別樣風景。他們中很多人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大多數最后成了革命的殉道者，或以不同的形式，或在不同的階段……潘漢年、蔡叔厚成了斷線的“風箏”，瞿秋白就義前寫下了《多余的話》講述著另一個自己，周恩來則用愛好者的方式抒發著自己的藝術情懷。相比來說，夏衍最幸運，因為他的手里始終握著文藝的這支筆。

很多同時見過潘漢年和夏衍的人都回憶說，他倆有相同的氣質，像是兄弟。夏衍秘書李子云在《記長者夏衍》中寫得更有趣：“是因為他們都頭發整齊、穿著絲襪（我第一次見到夏衍同志的時候，我注意到他也穿著絲襪），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儒雅風度？還是因為他們都對晚輩表現了那樣親切的關心與愛護？他們之間有一種氣質上的相近。夏衍同志在休息日，如果沒有會議或外事活動，不是去逛郵票商店，就是去潘漢年家。”

對于他自己在隱蔽戰線的諸多業績，夏衍選擇了緘默、無名、密不透風，因為他跟潘漢年的信仰是一致的，潘漢年用上海話說過：“吹捧自己的人頂著底。”（“著底”是上海話下流的意思）

隱蔽戰線上的很多事情，寧可讓其埋葬在歷史的塵埃里，也不能成為坊間飯桌上飛短流長的談資。

1955年，“潘漢年案件”后，夏衍在翠明莊被隔離審查寫材料，此后，他保持了20多年有尊嚴的沉默。在此期間，假釋的潘漢年夫婦曾經有過出來探訪老朋友孫師毅、唐瑜的機會，他們回避了與當時仍在文化部副部長職位上夏衍的見面。

對于一場浩劫的來臨，潘漢年夫婦是有預見的，1967年6月董慧給唐瑜、孫師毅兩家的最后留言：“我們后天就要搬到小溫泉去住了，讓我再給孩子們買一次糖果吧，希望他們健康長大。今生恐難再相見了。”

“文革”中，在專案組的逼迫下，潘漢年用了一整段時間寫了一份數萬字的關于夏衍的情況材料。這是一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文獻，反映了潘漢年高貴的政治品質和對老友的真誠負責。

夏衍在五六十年代寫給潘漢年的6封信，得以幸存，收入了《夏衍全集》。字里行間，惺惺相惜，他對潘漢年依然是沿用1949年以前的稱謂：開兄、凱。

有一封沒有年份只有日期的信：“開兄：七日抵京，作出國準備，現在大體都就緒了，乘便你帶個信。……前晚和李瞎公聊天，我問他我們這幾個人的安排，他說一九五四年估計有七個資本國家要建交，還不能保險說不調。并問出了一些情況，他說柯大鼻不一定去英國，太老實，言外之意，希望你去。他并說，前開三人名單，你我之外的另一人，上面不是很同意。……夏衍 24/11”

李瞎公即李克農，柯大鼻指柯慶施，都是當時他們之間互相開玩笑起的外號。這封信與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中：“進北平后，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兩份文字比照，說明確有其事，而寫信的時間，可以斷定是1950年，第二年5月，夏衍即隨林伯渠、沈鈞儒等出訪蘇聯和東德。

他在《訪德雜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

“（1951）6月12日 星期二 晴

……

8時，大會堂講話，聽眾情緒熱烈。11時回德累斯頓。

此城人口五萬。以瓷器著名，仿制中國瓷甚多，市長贈仿制宜興陶器盆一只。擬帶回以贈漢年。”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

據說，董慧臨終前有話：“他會復活的……”

2018年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