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原，本名周夢賚，杭州市網絡作協會員。代表作《永貞難永：唐順宗之死和中唐政爭》等。

1938年12月，一片霧凇中，天顯得格外冷。隨著日軍攻陷了杭州，很多人開始了逃難，樹木森森的天目山成了很多人的避難之所。在下旬的時候，九條普通的小木船，經蘭溪江、桐廬江、分水江，直溯天目溪，抵達於潛縣城以北天目山麓鶴村。當地的人們對此已經見怪不怪了。

然而到岸后，村民們發現這些人不是來逃難的。一行二十多人，都是精神高昂，在一個皮膚白凈、身材不高，大概三十來歲的戴著黑框眼鏡青年的帶領下，把一臺三燈短波收報機，一臺四開手搖印刷機和兩架園墨臺從船上搬下。這時候，岸邊走來了兩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一看那個黑框眼鏡青年就迎了上去：“聞識兄，你們總算來了！一路辛苦！”

這位黑框眼鏡青年正是王聞識。他原名王文拭，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廣西南寧的一個貧民家庭。1924年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投身當地革命斗爭，年紀雖然不大，卻在短短十年間三次入獄： 1926年在南寧第一次被捕，出獄后通過組織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29年后被當時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共產黨員嫌疑逮捕，在捕房監獄囚禁三年余，1932年下半年經黨營救出獄，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第三次被捕，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囚禁于杭州浙江陸軍監獄兩年以上。

他三次入獄，雖迭經酷刑亦未暴露身份與黨的機密，1935年底出獄，中斷了黨的組織關系。但他對黨的忠誠卻從未改變，抗日戰爭爆發后，王聞識在黨的浙江文委邵荃麟、葛琴等領導下，與陳叔時、翁澤永等同志創辦《戰時生活》旬刊，宣傳抗日救亡。

而叫他“聞識兄”的中年人，也不是等閑人物，是時任江南挺進隊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徐潔身。徐潔身1900年生于諸暨南都鄉，早年投身工人運動，1927年3月杭州工人首次代表大會就當選為總工會執行委員之一。1928年3月，在上海參加省委擴大會議時被人告密，在寧波被捕后轉押浙江陸軍監獄，直至1934年5月才被保釋出獄。193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1938年5月，他經請示中共金衢特委同意，打入國民黨江南挺進隊——全稱是第3戰區(蘇浙皖戰區)江南挺進隊，主要的領導朱希，也是打入國民黨的地下黨員。

徐潔身帶著章松壽，帶領著王聞識一行人到了於潛鶴村何家祠堂。徐潔身將諸人領進屋子，一邊介紹報社的社址、辦公住宿的房屋布局：“祠分前后兩廳，前廳設經理部，后廳設社長室、編輯部、電訊室、資料室、校對室。”王聞識連連點頭稱謝。祠堂容不下所有人辦公，于是王聞識租用民宅，安排印刷廠和職工宿舍。

寒暄畢了，徐潔身和王聞識找了祠堂一個偏房坐了下來。“聞識兄啊，不對，我該叫你王社長了。你看我們現在都已經安排得差不多了，何時正式開辦？”

王聞識笑道：“你我都是同志，這些稱呼就不要講了。我看今年也快過完了，我和報社的同志們商量了一下，最好盡快落實，明年1月5日我們發刊，你看如何？”

徐潔身點頭道：“不錯，我也是這個意思。我已經和省文委的同志也報告了，他們意見也是能快則快。既然你們定了明年1月5日，那我就去和駱耕漠同志匯報。話說，這房子還是耕漠同志牽線介紹的呢！”

這位駱耕漠，正是於潛人，當時擔任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辦《民族日報》，倒有一大半是駱耕漠的主意。這年抗戰形勢日漸嚴峻，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頒布《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意欲創辦報社。

當年11月，在臨時省會金華同升巷舉行籌備會，籌措辦報事宜。徐潔身、駱耕漠和黃紹竑、王聞識及愛國文化名人鄒荃麟、葛琴、楊嘉昌、周佑嚴參加商議。根據討論，報紙命名為《民族日報》，意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聘請王聞識任社長、金瑞本（進步人士）為總編輯。從孫中山遺墨中尋覓“民族日報”四字組合成報頭，并決定將報紙辦到浙西前線，選址於潛鶴村。

現在人員、設備都已經到位了。報社人員雖然不多，但是社長王聞識，副總編輯陸魯一都是中共黨員，總編輯金瑞本是進步人士，多數關鍵的編輯、記者、印刷工人大多是黨員。革命的火種已經在浙西點燃了。

這其中，陸魯一為1938年2月李乃常任青田縣長時，浙江省黨組織通過統戰關系，推薦任第三科（教育科）科長。12月初，中共浙西特委派陸魯一，由吳林楓陪同到菱湖，和國魂社骨干商量深入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國魂社是1937年11月24日湖州被日軍占領后，由湖州荻港本地人吳林楓等創立的愛國文化團體。吳林楓本是1936年冬回鄉隱蔽的地下黨員，12月初他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在菱湖編印《國魂》墻報，鼓舞抗日斗志。1938年1月21日成立了國魂社，編輯油印小報《國魂》（后改名）、《雪恥》廣為散發——國魂社就是從《國魂》小報而命名。

現在浙西特委讓陸魯一出任《民族日報》的副總編輯，這正是他的特長。陸魯一西渡錢塘江到了臨安之時，也帶上了不少原來《國魂社》的同志和進步青年，這些人已經有了編辦抗日報紙的經驗，處理起事物來更加得力。

而金瑞本更是報業的專家，他原名金萃本，字兆祥，號寄凡，1906年出生于金華市東孝街道。于1924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堅決擁護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擁護第一次國共合作，積極宣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年9月，復加入國民黨。1926年底，由中共黨組織指派，以《時事新報》駐杭州記者身份，從事新聞輿論工作。1928年5月30日，在杭州以共產黨嫌疑被捕，關押在浙江陸軍監獄。保釋后，化名金錫朋，繼續以《時事新報》駐杭記者身份，矢志不渝從事新聞工作。

1933年3月，中共浙江臨時工委因叛徒出賣徹底破壞，金瑞本無奈之下年底東渡日本留學于早稻田大學，從此與黨失去了聯系。1936年回國后經朋友介紹，在《東南日報》任編纂科長，不久任總編。該報是國民黨在浙江的黨報，為ＣＣ派操縱。金瑞本以總編的合法身份，廣聘進步青年，充實到《東南日報》各部門，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黨員。

這時候，金瑞本認識了對新聞工作深有研究的王聞識。兩個失去組織聯系的黨員，出于對革命的信心，從此開展了新一輪的合作。金瑞本和王聞識商議，王聞識在《東南日報》出任新聞函授班主任，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從此，二人成為摯友，建立了兄弟般友誼。

抗戰爆發后，二人和上級組織重新接上了關系。他倆提出，須加大抗日救亡的宣傳，這個主張得到浙江省委文委的支持。于是在自籌資金并得到杭州社會各界人士的捐助下，于1937年11月1日在杭創辦了浙江第一個民辦的宣傳抗日救亡刊物——《戰時生活》旬刊。王聞識為該刊物主編；金瑞本以《東南日報》總編身份兼任《戰時生活》發行人，使其與《東南日報》一起發行。

刊物以抗日救亡為宗旨。二人一起撰寫《戰時生活》的發刊辭，呼吁：“每個人都應拿出所有力量，在政府焦土抗戰政策的領導下，給敵人以致命的痛擊，用血肉來爭取我們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此發刊辭也在《東南日報》轉載。

1938年4月，張愛萍來金華任第三游擊支隊政訓室副主任后，也經常以“艾平”筆名為《戰時生活》撰稿，與金瑞本來往甚多。1938年12月，《戰時生活》因需集中力量創辦《民族日報》而自行停刊。隨著二人的工作重心轉向了《民族日報》，很多記者也隨之到了於潛。年底的時候，王聞識與金瑞本的家眷也到了浙西於潛鶴村。金瑞本夫人朱肖玉、王聞識夫人翁肖遐、其妹翁吟霄也參加報社工作。

1939年（民國28年）1月5日，《民族日報》創刊號正式出版了，王聞識親自寫下了創刊誓言：“用文化特有武器，配合政治進攻，粉碎敵（日）偽文化侵略。” 這份名為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國民抗敵自衛團總司令行署主辦的報紙，現在實為由共產黨掌控進行愛國抗日宣傳的陣地。

《民族日報》在辦報中，堅持團結抗日，面向游擊區的辦報方針和擺事實、講真話，實事求是的辦報原則。國內政治宣傳執行黨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民主、反對獨裁。國際政治宣傳堅持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團結美、英、法盟國，反對德、日、意三國軸心。揭露和打擊日本漢奸的誘降陰謀，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反共言行。

《民族日報》初為四開四版，相當于現在一般報紙的大小。后擴版為四版八開。剛開始日發量3200份，分發杭嘉湖地區。隨著《民族日報》的影響不斷擴大，發行渠道逐步擴大到蘇、浙、滬、皖、贛、桂等地。1940年，《民族日報》已經在蘇南各大鄉鎮建立發行網，并在安徽省屯溪、廣德、徽州、寧國、宣城縣，浙江省桐廬、淳安、吳興、崇德、桐鄉、德清、云和縣，江西省上饒、廣西省桂林等地設立分銷處。到了1940年9月，日發行量增至9000份，是當時國民黨浙西地區官辦報紙《浙西日報》發行量的3倍還多。

當時記者人數不多，不僅要出入敵后采訪，還要幫助發行報紙，他們一無車、二無船，靠的全是兩條腿，夜晚常常在老百姓家投宿，卻寫出了一批不朽之作。王聞識只身千里，赴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總部獨家采訪項英軍長關于抗日形勢精辟分析的訪談錄，使得《民族日報》成為上海灘最為振奮人心的報紙之一，一度成為和《新華日報》、《救亡日報》齊名的第三大抗日報紙。

那些年，從社長，正、副總編到工人，職務不分尊卑，薪俸平等，每人每月拿25元錢的生活費。他們睡的是地板，吃的是粗糧，物質生活艱苦，工作條件也十分簡陋，都不足難倒這批年輕的新聞戰士。他們以旺盛的抗日斗志和豁達樂觀的革命精神，勝利完成每天的采訪、編輯、排版、印刷和發行任務。編輯部所在的何家祠堂里，每到寒冬臘月，朔風凜冽，夜班編輯雖有兩盆炭火卻無濟于事，只能供烤筆之用，“寒夜烤筆”成為當時報人生活中的韻事。

1939年4月后，中共浙西特委也移址報社，特委書記顧玉良在此常駐工作，特委宣傳部長賀千秋也以報社記者身份開展黨的工作。因為參加報社工作的有20多位中共黨員，根據浙西特委的指示，《民族日報》成立了中共《民族日報》特別支部。1938年王聞識已由駱耕漠、邵荃麟介紹重新入黨，因此出任社長的同時兼支部書記。

報社先后有工作人員60余人，其中共產黨員30余人，正、副總編至部、室主任均為中共黨員，并建有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這時候，很多於潛地區黨的工作都是以《民族日報》作為身份的掩護：

這其中，中共於潛中心縣委書記賀千秋以《民族日報》社特派記者身份在浙西一帶開展工作。賀千秋，浙江海寧縣黃灣鄉人，原名何孝章，又名何新余、何新齋，化名何紹章、羅天秀，賀千秋是來於潛從事地下工作時的化名。1938年黨組織決定他回浙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3月任中共金華臨時縣委書記；5月任金華文化界抗敵后援會負責人之一。12月，他奉黨組織的命令，從金華到浙西天目山地區開辟革命工作，并任中共於（潛）孝（豐）昌（化）工委書記、中共於潛中心縣委書記等職。在天目山區，他以《民族日報》社外勤記者的合法身份，在浙西地區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

中共黨員查如棠（女）以報社編輯為掩護組建“婦女聯誼社”，宣傳抗日救國。她做通了專員、縣長夫人的工作，動員他們為聯誼社站臺，在大小鄉鎮開辦婦女識字班，然后通過《民族日報》編印大字課本，對各界婦女宣傳抗日道理，參加的學員最多時有數百人。

1939年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應浙江省國民政府黃紹竑邀請，參加在於潛境內西天目山召開的全省淪陷區政治工作會議，王聞識、金瑞本率報社工作人員聆聽了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兩人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深受其鼓舞。《民族日報》記者宋子亢作為浙江省唯一采訪周恩來副主席視察抗日前線所拍攝的歷史照片，都深深留在人民的記憶里。我們現在看到的周恩來一身戎裝、英姿煥發的照片，就是宋子亢當年用德國產“祿來福來 (Rolleiflex)”相機拍的。

1940年3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反汪肅奸大會上提出，既要堅決斥責那些公開的汪精衛，還要肅清潛藏在我們抗日陣營里的漢奸。《民族日報》積極發表雜文加以響應，說不但要反汪精衛，還要肅清張精衛、李精衛，并在報紙上辟出“浙西軍民一致起來反汪肅奸”的通欄標題，連續發表評論、刊登報道。

3月1日至31日，配合延安召開反汪（汪精衛）大會，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反汪肅奸宣傳。在“浙西軍民一致起來熱烈響應反汪肅奸運動”的通欄標題下，連續發表社論、時評，主要有：“展開浙西反汪斗爭” “論汪逆偽組織” “臨安黨政軍民舉行反汪肅奸宣傳大會” “防止汪派漢奸活動” “撲滅奸僚汪精衛”等。31日，專題報道“天目區各界兩千余人，於昨（三十）日晨冒雨舉行討汪鋤奸大會”“決死反對汪（精衛）逆賣國密約，摧毀漢奸組織，完成抗建大業。”

民族日報社的作用和影響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不安和恐慌。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三番五次找王聞識、金瑞本談話，威逼利誘他倆改變報紙立場，均被他倆嚴詞拒絕。

反共聲浪甚囂塵上，《民族日報》也遭到厄運。金瑞本因積勞成疾，于1940年7月底，與王聞識一起攜家眷從於潛鶴村回金華雅芳埠。那段日子，在鄉人們眼中，金瑞本和廣西佬（王聞識是廣西人，顴骨較高，具有較為典型的廣西人長相）每天進進出出，十分忙碌。在此期間，金瑞本家接待了中共金華特委多次會議。8月下旬，葉挺將軍來金華視察，曾在金瑞本家的庭院內開會，曾和與會人員拍過一張照片。

1940年春開始，浙西行署一面向上狀告民族日報社“宣傳赤化”、“破壞抗日”，一面給報社施壓，以加強新聞檢查為由，常將排發的稿件扣壓。1940年4月，國民黨浙西行署強令報社遷至西天目山，便于監視。發行范圍由浙西全境縮至於潛、昌化、分水、淳安四縣。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策劃第二次反共高潮，《民族日報》也遭到厄運。9月，國民黨軍統和CC聯合策劃向《民族日報》開刀，以接管、改組、繼續出版的方式來改變報紙的性質。至此，王聞識只好率領編輯部同志及其他部分人員撤離戰斗崗位。

這年冬天，王聞識夫人翁肖遐生一女兒，取名王培培。因形勢吃緊，在金瑞本夫婦的全力幫助下，王聞識將出生僅23天的王培培寄養于二仙橋農婦錢明花家。后來到了1960年代，王培培與金瑞本的小兒子金澄華結為夫婦，這也是這對革命摯友的感情延續。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達到高潮，地方上的反共風氣也甚囂塵上。4月15日，侵華日機大肆轟炸禪源寺后，報社仍遷返鶴村。這次轟炸的起因是民族日報曾發表了一篇《日本軍佐鄉下被俘》的木刻配新聞而“引機下彈”，遭受了侵華日機的狂轟濫炸，天目山千年古林一片火海，民族日報社址化為灰燼。

9月，浙西行署下令第一次改組民族日報社，撤換王聞識，任命曹天風為社長，從負責人到編輯記者大多被撤換。王聞識隨即離開了臨安回到金華。

曹天風原名祖建，號國材，天臺城關人。當知縣的父親期望他長大成材，光宗耀祖，然而在新世紀曙光的沐浴下，他卻成了封建家庭的“貳臣逆子”。“并讀馬孫彌自悔，少年心事許紅旗”，1922年，年僅20歲的曹天風經同學、共產黨員宣申華介紹加入國民黨，投身革命，發動群眾，把天臺的工農運動搞得轟轟烈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他被迫出走，感慨“革命成亡命，信徒作叛徒”，憤而改名“天瘋”，意為“天也為之瘋了”。后經老校長于右任勸說，改為“天風”。

1938年，曹天風奔赴浙東抗日前線紹興，出任第三專區政工指導室主任、戰旗雜志社社長兼主編，用“鞭獅手”的筆名撰寫社論，宣傳抗日救亡，號召收復失地。《戰旗》被周恩來譽為“萬綠叢中一點紅”。現在王聞識雖然走了，曹天風接任社長后，和樂培文配合默契，保持《民族日報》辦報方向，保護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

樂培文則是在數十年后也忘不了“電訊收發報權”這場保衛戰。他曾撰文回憶這樣的一幕：當時報社每天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稿，都要經過電訊室主任朱萬年及部分報務員的甄別選擇后才發到編輯部的。凡是攻擊共產黨、歪曲八路軍、誣蔑新四軍、不利團結抗戰的電訊稿，一律扣壓不發。

起先幾個國民黨方面的編輯沒有注意，后來發現浙西日報連連刊登這類電訊，并且有時出現在頭版的顯著位置上。這時報社的幾個反動編輯嘩然起哄，甚至責問朱萬年：“為何扣壓中央電訊？”

朱萬年回答說：“電訊室設備較差，收報機質量不好，訊號微弱，電碼不清，編輯誤抄在所難免。再說電訊室雖屬于編輯部，但有獨立處理收發電訊之權。報紙不刊登不利于團結抗戰的新聞稿，這是民族日報的辦報方針！”

此事很快被國民黨頑固派安插進來的副社長知道了，他便大做文章，向上告密說報社還有共產黨分子，電訊室這幫人行動可疑。眼看朱萬年的共產黨員身份可能要暴露，報社地下黨組織決定讓朱立即離開報社，朱萬年才幸免于難。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各地報紙刊登大量誣蔑新四軍的新聞報道，而惟獨《民族日報》堅決拒登。可就是《民族日報》這些有聲有色的斗爭引起日寇和漢奸的恐慌，國民黨頑固派惱怒不已，經常派出特務一次次到報社印刷廠搗亂，一些評論和報道不斷地在大樣上被抽掉，致使次日版面屢屢出現“天窗”。他們甚至還唆使汪偽組織出版了一份假《民族日報》，企圖魚目混珠。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連馬路邊的報童也能識別真假，拒絕推銷偽報。

然而國民黨沒有放過《民族日報》。1941年12月，浙西行署下令第二次改組《民族日報》社，撤換曹天風、樂培文，捕殺曾在報社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在這之前，早在3月6日王聞識已經在金華被逮捕，即被押到上饒集中營囚禁。在特務的刑訊面前，王聞識堅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氣節，保護了黨的機密。同時，金瑞本全力幫助翁肖遐籌集款項、衣服和藥品，一次次送往上饒集中營。是年中秋，金瑞本親自帶錢物去上饒探望王聞識。在上饒逗留期間，結識了馮雪峰等獄中“七君子”并成好友。

馮雪峰是2月26日的黃昏被逮捕的，但是到上饒集中營是4月間。王聞識、馮雪峰等被關押在專門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監獄——茅家嶺監獄。馮雪峰入獄不久，就傳染上了監獄里最流行的一種烈性傳染病“回歸熱”，由難友郭靜唐出錢到外面買來了特效藥606藥劑，把傳染病控制住了。

然而王聞識就沒有這么幸運了。由于在獄中長期遭受非人折磨，王聞識于1942年10月10日在獄中病故，年僅32歲。這年底，馮雪峰從集中營保釋出獄，因戰亂被阻于麗水，金瑞本予以盡情相助。金瑞本的肺病日趨嚴重，仍每天辦報而忙碌不止。1943年12月10日至12日，麗水地區（時稱第九區）運動會在麗水碧湖鎮舉行，12日這一天因報社人手少，金瑞本親自前往采訪，因病情惡化，口吐鮮血。當他寫完《第九區運動會在麗水碧湖隆重舉行》的新聞稿后，昏迷在碧湖。三天后，金瑞本病逝于麗水，年僅37歲。

《民族日報》也隨著兩位主心骨的去世而無法再堅持革命了。1944年，報社搬遷至昌化朱穴塢，1945年3月25日，新四軍蘇浙軍區解放臨安，逼近於潛（今屬臨安），浙西行署機關紛紛外遷，報社亦于5月21日遷往龍崗，6月29日遷至淳安繼續出版。日本投降后，報社于8月30日遷往杭州。10月5日，浙西行署撤銷，賀揚靈他去，黃紹竑辭職，民族日報社隨之解散。《民族日報》社被國民黨頑固派控制后，先后有19名共產黨員被捕，他們被綁架、囚禁在天目山青樓牢房、人間地獄的江西上饒集中營、福建建陽集中營，11名地下黨員被侵華日寇、國民黨漢奸特務槍殺或活埋，喋血報臺。

新中國成立后，王聞識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烈士的遺物集中陳列于上饒烈士陵園紀念館。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多少年后，我們仍然能感受到震撼，震撼于他們無可比擬的艱苦作風、犧牲精神和崇高境界。如此殘酷的環境中，新聞工作者經受了“血與火”的戰斗洗禮。革命記者手中的筆，始終關注著前線將士和淪陷區人民，凝聚著中國人民的反抗意識，是一種摧不垮、打不倒的精神力量，如同穿越時空的號角。這號角之聲，直至今日，猶在我們耳邊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