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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秀濤:第一次文代會與文聯的成立
來源:《文藝爭鳴》 | 王秀濤  2019年05月07日09:21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最重要的成果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建立了當代文學所要遵循的‘路線’,規定了‘當代文學’的性質, 以及題材、主題,甚至具體的藝術方法。另外一個成果就是成立了‘專管文藝’的全國性機構。”我們普遍關注前者,對于全國性文藝機構的成立則關注不多,其歷史過程和細節仍有很多可以進一步明確的地方。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其實是籌備新文協的一個組成部分。1949 年 2月 25 日中共中央就致電周揚等人,決定全國文協理事會與解放區文協召開聯席會議,籌備新的全國文協大會(會議實際召開時間是 7 月 2 日)。此后中共中央與周揚多次溝通籌委會的名單、具體的工作計劃以及代表大會的代表產生辦法等問題。3 月 9 日,周揚致電中央,籌備于5 月 1 日召開全國文藝界代表大會,5 月 4 日正式成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3 月 22 日,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了在平文藝界的茶會,郭沫若在會上提議,發起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成立新的全國性組織。3 月 26 日,中央確定了文協籌委會的名單:郭沫若、茅盾、田漢、洪深、曹靖華、胡風、李廣田、徐悲鴻、程硯秋、俞平伯、周揚、蕭三、沙可夫、丁玲、賀綠汀、鄭振鐸、葉圣陶、曹禺、巴金、袁牧之、葉淺予、歐陽予倩、趙樹理、古元共 24 人。

關于新的組織機構的名稱以及相關的組織、會員等問題,一開始并沒有明確的規劃,只是以“新文協”區別于原有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3 月 22 日,在平的全國文協總會理監事郭沫若、馬敘倫、柳亞子、田漢、茅盾、鄭振鐸、曹禺、葉圣陶、周建人、洪深、許廣平、葛一虹、張西曼、戈寶權等 19 人開會議決,“原在上海之文協總會,即日起移至北平辦公,并會同華北文協籌備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便產生新的全國性的文藝界組織”。這也意味著舊文協和新文協的交替。這個轉換過程,胡風對于自己的被漠視是相當不滿的, 他說,“在李家莊,周總理矚我到北平后和周揚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組織新文協的問題;但舊文協由上海移北平的決定恰恰是我到北平的前一天公布的,到北平后沒有任何同志和我談過處理舊文協和組織新文協的問題。我是十年來在舊文協里面以左翼作家身份負責實際工作責任的人,又是剛剛從上海來,但卻不但不告訴我這個決定的意義,而且也不向我了解一下情況,甚至連運用我是舊文協負責人之一的名義去結束舊文協的便利都不要。”

胡風所提的“處理舊文協和組織新文協的問題”,尤其是新、舊文協的區別問題,文藝界曾展開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其實早在 1949 年 3 月,邵荃麟就著文《新形勢下文藝運動上的幾個問題》,對未來的文學組織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在邵荃麟看來,未來的文學組織不能像“文協”那樣松散,而應該是有著有力的組織能力的領導機構:

至于作家自己的組織,基本上當然應該是作家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但它的內容,是要比過去充實了,在反動統治壓迫下,像過去的“文協”,一度曾經只成為同業工會性質的組織。在今后,這情形就不同了,作家的組織應該成為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上一個研究和領導的有力組織;它不單是作家聯誼性質的團體,而是一個負起實際工作責任的團體。它不僅應該負起團結作家、領導文藝思想的責任,而且應該負責協助工農文藝運動和培養大批文藝干部的責任。第二,它的成員應該是真正從事于文藝寫作或文藝組織工作者,不應再像抗日戰爭時期包括了一些名不副實的官僚紳士在內。第三,他應該保持高度的民主精神,而又建立起堅強的思想領導。

茅盾在《文藝報》的“發刊詞”上號召文藝工作者對即將成立的文藝組織展開討論“:對于將來的新的全國性的文藝作家協會,它的任務組織、工作方式、會員成份等等,文藝工作的朋友們一定十分關心,而且有很多意見;我們希望朋友們把意見寫出來,交給本刊發表。因為籌委會工作之一是起草章程及其他重要文件,當然這些規章要在大會上討論而后通達,但籌委會同人極愿于事前多聽各方面的意見,在思想上先有一準備。”同時,茅盾還發表《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對新的文學組織的組織形式和性質問題談了“個人的感想”,新組織究竟應該是“同業公會呢,還是文藝運動的指揮部”, “大概有不少朋友認為這是不成問題的。最積極的朋友大概要主張新的文協必須是文藝運動的指揮部。這當然有它充分的理由,大家都想得到,這里不必絮說了”“但是恐怕也還有不少朋友覺得新的文協還是不應 當完全抹殺它的同業公會(或職工會)的性質,或至少 它應具有同業公會與文藝運動指揮部兩重的性能,這看來好像是折中的主張,兩面顧到,頗易為大家所接受。如果這樣,我倒以為應該先讓我們把這問題仔細研究研究,先作思想上的準備。”

安藍在《文藝報》發表了《熱誠的希望》一文,認為即將成立的“全國文協”,“不管它是文藝工作者的指揮部也好,職工會性質也好,像‘全國婦聯’那樣的群眾團體也好,(其實群眾團體的說法又何異于職工會?)我覺得‘全國文協’必須是一個有一定權力的機關。‘全國文協’應在思想上、藝術上對文藝工作者起領導的作用,這是大家迫切要求的;但是,如果它沒有一定的權限,只是發出一點號召,做出一些決議,而不能保證這些號召與決議實施的話,文協就不能更好地發揮力量”。

安藍的意見是具有普遍性的,“文藝運動的指揮部” 的主張在討論中明顯還是要多一些。在由《文藝報》發起的關于新文協的座談會上,魏荒弩認為,“為了更好地配合整治,更密切地與工農兵結合,新的文協應該是文藝的總指揮部”;顧仲彝認為,“新文協應該是一個新文藝政策與新文學運動的指揮部”“舊文協同業公會的性質較重,應加以改變”;田漢指出,“這些會不應該僅是事務性的,而且應該是政治性的”。張駿祥針對環境的變化,認為“過去蔣管區文協由于環境特殊,工作起來不免采用繞彎子、打太極拳的工作方法,今后應該更猛一點,我們腦子里對新文協的看法也應兩樣了。過去只是做團結聯絡的工作,今后應該是一個總指揮部,有發號命令的工作”。但也有不同意見,比如柯靈希望“新文協兼總指揮部和同業公會的性質”。黃藥眠質疑,“文協應該是計劃工作推動工作的機構,叫它‘總指揮部’ 是否合適?是可以斟酌的”。

文藝工作者對成立新的文學組織也充滿了期待。馮至寫下《寫于文代會開會前》,他說這次大會將要產生出一個新的機構,“關于這個機構的任務如文藝理論的闡發,文藝政策的執行,對于工作者的聯系與輔助,以及出版、演出、展覽……等,已經有不少人發表過寶貴的意見。每個發表意見的人對于這個新機構都抱有無限的熱望,希望它成為一個健全的、靈活的組織,在工作中發生高度的積極的效果。”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提交的幾百件提案中,代表們也就文藝的組織等問題表達了“一致的要求和希望”:“群眾的文藝活動如何繼續大力開展,作家的創作活動如何加強其計劃,作家如何向群眾學習而又教育群眾。在全國范圍內,文藝各部門的工作如何配合,如何就不同的具體情況而決定工作的重點,——這都有賴于組織工作。把組織工作看成瑣細的事務主義,是很不對的;文藝組織工作和理論工作與創作活動同樣是文藝運動的主要工作。”

周恩來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所做的政治報告里,曾專門提到了文學組織的問題“:這次文代大會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組織,也的確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我們要成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像總工會的樣子,下面又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便于進行工作,便于訓練人才,便于推廣,便于改造。這一點是大家所贊同的,現在就需要開始,因為我們不可能常開這樣的大會。希望在會中或會后,就把各部門的組織成立”。在文代會的發言和報告里, 也有很多涉及加強文藝組織和領導的意見,譬如劉芝明在《東北三年來文藝工作初步總結》的報告中就認為, “為了使得文藝工作做得更為有力,更能發揮文藝工作的力量,則必須改變目前文藝工作的各自為政的狀態, 上下不通氣,互不相關的散漫狀態”,因此“要有各級文藝的組織機構,而政府有可能也應有專管文藝部門的機構,將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干部、文藝組織統一而集中地領導起來”。在很多文藝界人士看來,新的國家政權即將建立和全國即將統一,新的文學組織在領導方式、組織形式上必然有所不同。成立組織、加強領導幾乎成為當時文藝界的共識。

第一次文代會的重要成果是成立了新的文藝機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 7 月 14 日的會議上, 大會秘書長沙可夫報告了全國文聯章程草案草擬經過, 會議討論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草案)及選舉文聯全國委員會條例(草案),“經全體代表熱烈慎重 商討與修正后,當即表決通過”。7 月 17 日,選舉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大會首先通過包括 152 人的候選人名單,由主席團根據簽名人數發票,當場收票 531 張。大會選出周文、馮至、陳白塵、鐘敬文、王地子等五人主持開票事宜。7 月 19 日上午第一次文代會閉幕,“同時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正式成立”。閉幕式首先宣布文聯全國委員會當選委員名單。郭沫若做結束報告后,由周文宣讀全部當選委員票數,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揚等87 人當選委員,彥涵等 26 人當選候補委員。

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看到幾份檔案, 如文聯全國委員會選舉條例、選票說明與候選名單等, 呈現了很多此次選舉的細節。根據《選舉文聯全國委員會條例》(經常務主席團及各代表團正副團長聯席會議并經全體代表大會通過),大會應選出正式委員 87人,候補 25 人,成立全國文聯全國委員會(正式委員中保留 8 人,授權全國委員會作為待解放區聘請委員)。選舉的程序為:1. 由常務主席團提出初步候選人參考名單,交各代表討論。2. 各代表團參照上述名單,初步選定候選人 152 人,將名單匯交常務主席團。3. 主席團根據各代表團所通過之初步名單,按得票最多之 152 人作為正式候選人。4. 大會通過正式候選人名單后,即進行選舉。同時規定:選舉時不受候選人名單之限制;大會在選舉前,推定若干人負責收票,開票,監票等事宜; 填寫名額不得超過規定人數(87 人),超過者全票作廢; 投票采用不記名式等;同時《選票說明》規定,選舉的87 人,可不受候選名單之限制。候選人名單為:

文學方面:丁玲、王任叔、王統照、巴金、孔羅蓀、田間、立波、何其芳、沙可夫、成仿吾、艾青、光未然、任白戈、李廣田、李季、邵力子、沈起予、宋之的、阿英、周而復、吳組緗、周揚、周文、茅盾、胡風、俞平伯、柳亞子、馬烽、郭沫若、柯仲平、袁水拍、陳望道、陳學昭、張致祥、草明、夏征農、曹靖華、馮雪峰、馮乃超、馮至、許廣平、荒煤、黑丁、黃藥眠、曾克、黃源、舒群、葉圣陶、鄭振鐸、靳以、適夷、趙樹理、劉芝明、劉白羽、歐陽山、鐘敬文、蕭三、蕭向榮、羅烽。

戲劇方面:丁里、于伶、王濱、田漢、白楊、史東山、朱丹、李伯釗、沈浮、辛漢文、阿甲、周信芳、吳印成、吳曉邦、洪深、胡朋、勇夫、陳播、陳白塵、陳波兒、陳鯉庭、夏衍、袁雪芬、袁牧之、連闊如、亞馬、馬健翎、馬彥祥、陸萬美、陽翰笙、曹禺、梅蘭芳、崔峰、崔嵬、張庚、張駿祥、張季純、程硯秋、黃佐臨、舒強、董天民、塞克、熊佛西、趙丹、鄭君里、蔡楚生、歐陽予倩、戴愛蓮、應云衛、鐘敬之、羅靜予、顧仲彝。

美術方面:力群、王朝聞、王式廓、王曼碩、古元、江豐、李樺、胡蠻、彥涵、馬達、倪貽德、徐悲鴻、陳煙橋、曹振峰、野夫、葉淺予、華君武、齊白石、劉開渠、賴少其、蔡若虹、龐薰琴。

音樂方面:安波、呂驥、向隅、江定仙、老志誠、沙梅、何士德、李煥之、李劫夫、李凌、周小燕、周巍峙、孟波、馬可、馬思聰、盛家倫、舒模、賀綠汀、趙沨。

7 月 23 日全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 64 人,會議首先選舉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鄭振鐸、蕭三、沙可夫、夏衍、田漢、柯仲平、趙樹理、歐陽予倩、馬思聰、張致祥、袁牧之、徐悲鴻、陽翰笙、李伯釗、劉芝明、洪深、曹禺共 21 人為常務委員并推選出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揚任副主席,大會又通過了全國文聯各部負責人名單,秘書長:沙可夫、黃藥眠、周巍峙。聯絡部:蕭三、馮乃超、葉淺予。編輯部:丁玲、曹禺、何其芳。福利部:鄭振鐸、陽翰笙、江豐。指導部:柯仲平、阿英、張致祥。大會聽取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戲曲改革、曲藝改革八個協會的籌備及成立經過報告后,就各協組織及相互關系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最后通過各協會為全國文聯會員。

此后的一段時間內,全國文聯下屬八個會員單位也相繼籌備、成立,并完善內部組織、制訂工作計劃。據《人民日報》的介紹,全國文協7 月23 日成立,分研究、創作、編輯出版、組織四部與一個文學顧問委員會。準備于十月一日“編輯出版約十五萬字的介紹全國各地文學作品及文學工作經驗的‘人民文學’月刊”;全國影協 7 月 26 日成立,下設編輯、研究、資料、聯絡四部及秘書處,“正與中央電影管理局共同計劃出版指導全國電影工作的刊物”。同時“并擬協助組織成立全國各地的電影界職工會”,“計劃成立俱樂部,專供電影工作者的文化娛樂與創作研究的園地”;全國劇協 7 月 24 日成立, 除秘書處外分研究、劇運、編輯出版、組織聯絡、福利五部及劇本創作、戲劇教育兩個委員會,“正進行‘人民戲劇’的出版準備工作”“并與戲曲改進籌委會聯合,籌劃預備在平創設一個較大的戲劇博物館”;全國音協 7 月23 日成立,分研究、組織、編輯出版、福利四部,“由音協編輯出版的‘人民音樂’月刊,將于九月底在平出版”; 全國美協 7 月 21 日成立,分為指導部、編輯出版部、福利部、展覽部和秘書處,“正在籌備‘人民美術’的編輯出版工作”;全國舞協 7 月 21 日成立,分為研究、組織聯絡、演出出版、運動四部,“亦將籌備出版‘人民舞蹈’的刊物”;中華全國曲藝改進會籌備會 7 月 22 日成立, 改進會分為編輯出版、搜集研究、輔導、組織聯絡、福利五部,“除進行‘人民曲藝’和‘新曲藝叢書’的全部出版工作外,同時與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文藝科聯合準備于九月一日開始新曲藝節目的廣播工作。此外并計劃交換各地改革舊藝人的意見和發動各地組成曲藝改革機構”;中國戲曲改進會發起人大會 7 月 28 日舉行,改進會分為研究、編審、福利、資料四部,“正準備組織一個創作機構,專門挑選題材、編寫新劇本。至于整理改編舊劇本工作,亦將同時進行,擬自元曲、明代的傳奇一直到現在的舊劇都加以整理,并研究史的部分”。

8 月 19 日,華北人民政府致函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準予備案”:“八月十一日呈及名單均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暨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業已正式成立,經本府審查合格,準予備案。所請經費補助,希即造一詳細預算,說明今后事業費、經常費至開支數目,報本府審核,再行確定。”至此,在程序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為新的全國性文藝組織。

全國文聯采取團體會員制,“凡全國性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電影、舞蹈戲曲、曲藝等團體,及各省(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只要贊成本會章程與決議,申請介入本會,經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或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經全國委員會通過者,均得為本會會員”。關于會員的問題,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也看到了一份檔案《關于各地文藝組織概況的調查報告》,此檔案調查統計了文代會結束后三個月各地文藝組織的情況:

召開文代大會者計有兩處,即唐山和遼西省。籌備召開文代大會者亦計有兩處,即山西省和東北解放區。成立了文聯(或相當于文聯的或文聯籌備機構)者有十六處,計:河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華中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委會、遼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湖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開封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吉林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文聯山西省分會籌委會、沈陽市文聯籌委會、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杭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唐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旅大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武漢市文藝界聯誼會籌備會、蘭州文藝工作者協會、上海婦女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東北文藝作者協會等。

成立了文協(或相當于文協)或文協的籌備機構者有十一處,計:全國文協天津分會、濟南文協、沈陽市文協、山西文協籌備會、哈爾濱文協、揚州市文協、蘇州文協、常州文協、江陰文協、湖北文協、上海詩歌工作者協會。

成立了美協或美協籌備機構者有四處,計:全國美協天津分會、全國美協上海分會、武漢美協籌備會、山西美協籌備會。

成立了音協或音協籌備者有五處,計:全國音協天津分會、全國音協上海分會、武漢音協籌備會、杭州音協籌委會、錫市音協籌委會。

成立了影劇協或影劇協會籌備機構的有四處,計: 上海劇影工作者協會、全國劇協天津分會、武漢戲劇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山西劇協籌備會。

成立了戲曲協會(或相當于該會者)有五處,計: 吉林戲曲改進會、撫順戲曲協會、沈陽市戲曲改造聯合會、上海市滬劇工作者研究會、上海市越劇工作者分會。

成立曲藝協會者有三處,計:吉林曲藝改進會、撫順曲藝協會、沈陽市曲藝協會。

共計四十八處。此項材料我們認為不甚完全,估計成立了類此機構者 ×× 六十處之譜,部隊方面因無材料可資參考,尚未估計在內。關于該項材料,特提交常委會參考。

這份調查也成為此后召開的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議的參考資料,周揚所做的報告《全國文聯半年來工作概況及今年工作任務》就提到,“自去年七月中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閉幕后,全國已有約四十個地方召開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或文藝工作者會議, 成立了地方性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或其籌備機構”。部分地方組織的情況也被制成《各地文藝團體初步調查資料(十一月五日)》,摘錄如下(原為表格,分為成立日期、負責人選、一般概況和備注):

東北文代大會籌備會:主任劉芝明,副主任舒群, 秘書長張僖,定11 月間召開成立東北文聯,出版文藝報。

遼西省文代大會:十月十一日。到會代表及文聯籌委等二百三十四人,列席者二百余人,大會進行七天, 勝利閉幕。

山西省文代大會: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召開唐山文聯:李時等。

開封市文聯:九月廿日正式成立。朱世綸、周奇元、李蕤、謝瑞階、×××、蘇金傘、謝孟剛、林欣、任訪秋、羅繩武。團結全市文藝工作者為建設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文藝。

河北省文聯:主任胡蘇、副主任趙起揚,秘書長李名岐,創作部長胡蘇,指導部長洪清,美術部長田辛肖, 戲曲改革委員會主任申伸,文工團長郭維。

上海婦女文聯:十月十三日舉辦學習座談會。

華中文聯:×××、熊復、崔嵬、劉 × 春、黑丁、張鐵夫、李季、俞林、劉 ×、李蕤,巴南崗、劉清坡、張星原、劉奇之、遲柯等。出版“長江文藝”“歌舞劇”。

武漢文聯籌備會:科工(鮑鼎)、文聯(黑丁)、教娛(葉立群)、大專學校(高慶賜)、新聞(高人熙、陳笑南)。杭州市文聯:陳學昭等

南京市文聯:陳中凡、劉開榮、陳其五湖北省文聯:鄭思、黃力丁、伍禾

吉林省文聯:主任林郎。計劃有組織地展開群眾性的戲曲改進工作和提高舊藝人的政治文化水平,籌備成立戲曲、曲藝改進會,出版文藝報。吉林市重慶路六號。

遼西省文聯:十月八日。定期舉行周末戲劇晚會, 于錦師、錦中、解放公園、市立醫院運動場等處同時舉行。曲藝組藝人公會八月卅日正式成立,擬將“呂梁英雄傳”“血淚仇”“洪楊革命史”改成評鼓詞演唱。所屬劇團聯合錦州市各業余劇團、市文化館。

沈陽市文聯籌委會:鄭文。為迎接東北文代大會曾籌選代表、紀念十月革命節,籌創綜合性文藝刊物。

旅大文聯:在籌備中。

全國文聯山西省分會籌委會:陶魯茄、高沐鴻、力群。分文協、劇協、美協。團結劇界,畫宣傳畫。

揚州市文協:八月卅日刊登《人民報》征求會員。發起人李進、蔣珂、王祖德等四十四人。

東北文協:劉芝明、舒群、馬加、天藍、蔡天心、李默然、秦友梅。秘書主任張東川,副主任舒群,文工團長安 波,戲曲改造委員會主任李綸,副主任仇戴天。十月七 日開籌備會,擬定章程草案進行組織。慶賀開國盛典, 平劇團編寫“勝利花兒開”分發各地排演,平劇組編寫 “雙喜臨門”作街頭公演。× 編寫“一貫道”,白夏青、黃晶、賈克英、曹顯明、菊桂舫、郭艷君等熱 ×,評戲工作 組并且無條件地幫助各戲院克服困難。三月間即與職 工會共組工人 ×× 班,參加學生一百二十名,開班授課并辦星期講座,三月十六日出版周刊“戲曲新報”。四 月下旬舉辦蘇聯照片展覽。

沈陽市文協:木克夫。曾到遼西災區搜集材料,寫作劇本。

哈爾濱文協:十月廿三日。主任唐景陽,副主任陳克,執委 × 沫南、王和、李清泉、高亞天、李江、李北開等。舉辦文藝學園、工人訓練班、街頭漫畫展、出版“工人文藝”、文藝周刊。六日舉行革 × 節詩歌晚會、工人文藝座談。編輯出版、創作研究、宣傳教育三組,會員五十二名。

山西文協:王玉堂、鄭 ×,劇務:洛林、趙子岳。×協:力群、趙楓川,秘書長:唐仁均。上海劇影工作者協會:陳白塵等。十月十一日收買上海蘭心戲院,成立管理委員會,主委陳白塵,經理呂復,十月中旬聯合公演“怒吼的中國”。

武漢市戲劇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崔嵬、王地子、駱文、巴南崗、高百歲、馬瑜、李青、吳曉邦。組織專業文工團巡回演出,號召劇音工作者下廠下鄉,組織慶賀開國

第一個新年的大秧歌活動。

上海市越劇工作者分會:常 ×、吳琛、鐘泯、執委袁雪芬、范瑞娟、徐玉蘭、竺水根、吳小樓等。將出版越劇三日刊,組織會員學習、整理舊劇。

上海市滬劇工作者研究會:楊敬文、筱文濱、解洪元等。

吉林戲曲改進會:十月十二日。丁濤、王自修、呂慧君、邱令畢、張又天、張俊亭、馮剛、劉玉書等為常委, 丁濤為主任,呂慧君、王自修為副主任。由吉林文聯籌備組織,由市宣教機關與戲曲界同志,及各界 × 戲劇的同志參加發起,成立后,著手進行改進戲曲工作。

撫順戲曲協會:十月底舉行競賽大會,游藝組由李盛華帶頭,新創作皮黃清唱 ×× 曲有“四十三名戰士”“一幅新地圖”“慶祝共和國成立”“解放軍勝利”“光明的路線”等八種。全國音協上海分會:章枚。十月十八日曾邀請蘇聯文化代表團藝術演出隊音樂家舉行講演會。十五日舉辦營火晚會,并籌辦冼星海逝世紀念會,并征求歡迎蘇聯代表團之歌曲。

杭州音協籌委會:舒模、李益中、沈思巖。十月十三日舉行學習座談會。

武漢市音協籌委會:林路、張一鳴、吳因、王一鳴、程云、黃 ×、袁 ×、張養生、沈浩。

錫市音協籌委會:十月廿六日

武漢美協籌委會:西野、那狄、王及峰、藺蔚、甪大集、計桂森、陳芳驥、師群、黃鑄夫、華夏、張振峰、舒焚、楊之夫、遲柯、鄭景録。

全國美協上海分會:十月十八日曾開會歡迎蘇聯文化代表團,并參加大游行,出版漫畫選集。十月十九日美術節開會聯歡。

吉林曲藝改進會:在籌備中。由吉林曲藝界籌備組織,吉林書曲公會選出十余發起人參加。

撫順曲藝協會:書曲組至十月中旬止,共編新書曲“國事痛”“逮捕一貫道”“痛斥白皮書”“迎接四周年八一五紀念”“女英雄劉胡蘭”“解放建國”“王貴與李香 香”“活捉范漢杰”“秋季攻勢”等十四段,均在電臺 × 播。

沈陽市曲藝協會:籌備競賽會演,定十一月上旬舉行。

沈陽市戲曲改進聯合會:十月廿七日起,籌辦第二次競賽會演。十月三日召集各戲團負責人及編導、演員開會討論貫徹改戲等問題,決定會員登記辦法。

此外,筆者在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還看到了一批各地文聯給中國文聯的匯報材料,匯報各地文聯的情況。以廣西為例,它向文聯提交了《廣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工作計劃提綱》和《廣西省文聯籌備會五○年八、九、十三個月工作報告》兩則材料,詳細匯報了工作情況和計劃。

根據這份材料,廣西省文聯籌委會常委有:劉宏、周鋼鳴、史乃展、袁家柯、段遠鐘、陸地、方管、秦似、胡明樹、王宇紅、甄伯蔚、秦黛、丘行、楊聯奮、陳沙。籌委會各部門負責人為:主任周鳴鋼,副主任陸地,秘書長馮培瀾,副秘書長胡明樹,組織部長秦似,副部長甄伯蔚, 研究部部長方管,副部長秦黛,宣傳部長史乃展,副部長王宇紅,出版部長陸地,副部長胡明樹,文學工作委員會主委胡明樹,戲劇工作委員會主委秦黛,音樂工作委員會主委甄伯蔚,美術工作委員會主委陳更新(代)。

《三個月工作報告》顯示,桂林市文聯籌委會先于省文聯成立,繼而南寧、柳州成立了市文聯籌備會,梧州 市和玉林也都開過文藝界座談會,也正在醞釀成立文聯 機構。六月下旬全省文工座談會產生了省文聯籌委會, “由于文聯的工作同志少,經七、八兩月努力才算把機構建立起”,八、九、十這三個月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輔導各區的文藝活動,使其在適當的條件下成立文聯。同時與各文工團隊取得聯系,了解他們的活動情形。

2.組織運動,聯系群眾,團結文藝工作者,發現積極分子——這一面是為了建立健全文藝組織,一面是為了培干。

3.使文藝活動與本省中心任務(減退租、剿匪肅特、準備土改)相結合,以進行文藝宣傳。

4.利用文藝副刊聯系群眾,配合宣傳,逐漸求得有計劃地組織創作活動,為今后創刊“廣西文藝”打下基礎。

廣西文聯籌備會還沒有成立各協,“為了容易分工和展開工作起見”,在組織、宣傳、研究、出版四部之外, 加設文、音、美、劇四個工作委員會。材料中詳細匯報各工作委員會的工作狀況,其中文學工作委員會主要進行了以下工作:

1.利用廣播電臺作宣傳教育工作:八月二十四日晚廣播“文藝常識”講題為“文藝通訊員的任務”。為了慶祝國慶,與音樂工作同志合作“慶祝國慶歌”,預早兩天在電臺廣播教唱。

2.利用文藝副刊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廣西日報”副刊“人民文藝”組織稿件,反美援朝的詩文,有關文藝通訊員的論文,開始了文學批評工作。又于十月一日利用廣西日報的地位創刊了“文藝旬刊”,到十月底已出了四期,共組織了四萬字的篇幅,通過它已經和外間的十多位文藝工作者發生了通訊關系——它還將慢慢達成組織散在各地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

3.通過座談會、紀念會進行組織工作:九月二日曾以“編好文藝副刊”為主題和廣西日報共同召開座談會,到會二十多人,決定創刊《文藝旬刊》和組織編委會。九月廿三日又以各校國文教師為對象召開座談會,到會四十多人,決定國慶日舉辦壁板競賽。參加競賽的有中學八間、小學十六間、工會兩個、民眾團體三個。十月十九日召集文藝界紀念魯迅逝世十四周年祭,到會人數約千人,在南寧紀念魯迅,這是第一回。當天晚上還舉行紀念晚會。

4.通過講座和講課做培養干部工作:曾協助暑期青年學團校文藝講座,和協助文訓班、西江學院文學系講課。

在《工作計劃提綱》的材料里,廣西文聯籌委會列舉了八項工作計劃:

1.宣傳方面:配合政治運動,展開文藝宣傳,以及宣傳共同綱領的文教政策(及其中的文藝政策)和無產階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2.組織方面:了解全省文藝工作者,與之保持經常密切的聯系,準備召開全省代表會議,協助各區建立文藝組織,對華南、中南文聯及全國文聯必須定期報告及隨時請示。

3.教育方面:加強對反動文藝思想的斗爭,學習政策、業務、革命修養、馬列主義理論,推動一切文藝工作者展開毛澤東思想的學習運動,舉辦文藝研究班,培植文藝干部。

4.輔導方面:積極展開群眾文藝輔導工作,巡回輔導各區文藝運動,適當地輔導省內各兄弟民族的文藝運動。

5.調查研究方面:甲、調查省內各方面文藝活動情況,找出精確的統計,制成書面材料。乙、調查各地民間文藝、兄弟民族文藝的內容及形式,以提供研究、改造的準備。丙、研究各地文藝活動的思想狀況,提供分析研究,做文藝思想有系統地領導上的參考。丁、搜集各地文藝活動的經驗教訓,以提供工作活動的參考。

6.創作方面:動員文藝工作者到工農兵中去,多寫普及作品反映新的現實,改造自己,教育人民。

7.改革舊文藝方面: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文藝。幫助舊藝人解決團結、組織、活動的困難。

8.出版演出方面:出版以地方性、普及型、群眾性

為主的文學、音樂、美術、戲劇的刊物和讀物,發動各文藝團體,舉行以廣大群眾為對象的各種演奏和展覽。

在中心工作方面,籌委會在宣傳和組織方面都有側重。“政治宣傳工作,是本會的中心工作,須密切配合當前政治運動,本省施政與革命的中心任務,服從政策要求”,具體為:

甲、當前宣傳總綱為剿匪肅特,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帝侵略臺灣,侵略朝鮮,解放臺灣、西藏,減租反霸, 開荒生產,土地改革,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等七條,便成為文藝宣傳工作的經常活動。

乙、改革舊文藝以戲劇為主,桂南區以粵劇為主, 桂北區以桂劇為主,改革步驟為先將國內改革的新劇本,輔導粵劇桂劇團體積極演出,和適當修改舊劇本,創作新劇本,加強舊劇為人民服務的作用。

丙、緊密配合現實情況和政策要求,有計劃發動反映剿匪土改創作活動,寫作小型的地方性的普及作品。丁、出版定期刊一種,使成為宣傳、號召、動員、聯

系群眾及進行文藝創作的學習、批評、思想斗爭等領導的中心陣地。

組織工作包括以下幾項:

甲、通過個別訪問、座談會、講座、工作隊、創作研究會、演出、演奏、展覽、讀者會、評點會等方式,展開團結組織活動。

乙、在輔導工作上著重配合青年、學生學習活動,建立文藝研究學習小組,和文藝通訊員、通訊站的運動,在照顧到舊藝人的生活情形下(以不妨礙生產為原則), 來組織舊藝人的學習活動。

丙、加緊和各地文工團的聯系,并建立通訊網系, 定期召集各文工團聯誼會,交流經驗,組織演示。

丁、有計劃地動員組織文藝工作者參加本省土改, 為土改服務和有計劃地展開反映土改的創作活動。

戊、加緊與各地文藝團體及散在各地個別文藝工作者的聯系,幫助培養他們的積極分子和領導骨干,領導他們的活動。

己、明 年初召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討 論一九五一年文藝工作任務及正式成立省文聯。

庚、規定每兩月向華南文聯、中南文聯、全國文聯及有關領導機關作工作報告。

辛、堅持工作制度和檢查,堅強批判和自我批評,壬、經常總結工作,求得經驗教訓,使工作能逐步提高發展。

廣西文聯籌備會的計劃和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顯示出地方性文聯在一定時期內的主要活動和組織狀況。從廣西文聯籌備會的工作狀況可以看到,在當代文藝的發生期,文藝和政治的關系就非常密切。在組織關系上,各級文聯的成立并不是自上而下的順序,下級文聯有時會早成立,但領導關系是存在的。廣西文聯籌備會雖然成立較早,原定于 1951 年召開的但第一次文代會遲至 1954 年才召開。和全國文聯不同的是,1954 年廣西文聯實行文藝工作者個人會員制,到 1959 年 3 月召開的廣西第二次文代會,將個人會員制改為團體會員制。

文聯此后經過了幾次組織上的改革,如 1950 年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 事實上,文聯的領導也是逐步完善和加強的,周揚 1951 年 11 月 24 日在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大會上曾講道,“全國文代大會以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文藝界是‘平靜的’,沒有思想斗爭、思想批判。直到《武訓傳》的討論,這才打開了文化界、文藝界思想斗爭的風氣。”周揚不滿于這種狀況,認為“必須切實加強全國文聯及各個協會的工作”,但是“這些文藝團體的工作情況,是極不正常的,普遍存在著有名無實的現象”,這也是文藝整風所要解決的問題,預示了文聯將作為“文藝運動指揮部”發揮更重要的領導作用。

此后文聯最大的一次變革是其會員單位文協的改制。1952 年 8 月 6 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召開的第五次擴大常委會上,就有了改革的設想,目的就是要“整理組織,改進工作,使文協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領導,改正錯誤,保證工作計劃的實現。文學運動和創作思想的戰斗的組織,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并進一步明確了常委會作為文協思想領導機構的職能。1953 年 3 月 24 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改組全國文協和加強領導文學創作的工作方案”,決定在全國文協常務委員會下設立創作委員會, 具體指導文學創作活動。創作委員會將在北京的作家按其志愿組成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電影文學、兒童文學、通俗文學等創作組。會上選出丁玲、老舍、馮雪峰、曹禺、張天翼、邵荃麟、沙汀、陳荒煤、袁水拍、陳白塵、嚴文井等為創作委員會委員,并推定邵荃麟、沙汀為正副主任。同時在常務委員會下設立刊物委員會,負責研究全國文協各機構刊物的方針、計劃和檢查其執行情況。會上選出馮雪峰、沙汀、陳企霞、王亞平、陳冰夷、戈揚等為刊物委員會委員,推定馮雪峰為主任。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常務委員會決定在最近征求全國委員會各委員的意見,召開代表大會,討論改組全國文協機構。

1953 年 9 月 23 日第二次文代會召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更名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作家協會,獨立建制。在這次會議上,周揚在報告中談到了改組文聯的原因,“文聯作為各個文學藝術團體,主要是各個專業的協會的聯合這樣一種組織形式,要來直接地、具體地組織文學藝術各個不同部門的創作和學習,是有困難的。由于文學藝術各部門的特點不同,組織文學藝術創作的任務,宜于由各個協會分別地來進行。現在各個協會的組織和工作正在整頓和加強,今后全國文聯將繼續作為全國文學藝術團體的聯合組織,在加強全國文學藝術界團結和聯系,動員文學藝術工作者參加國家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活動上起它應有的作用”。

在籌備第二次文代會時,胡喬木甚至主張取消文聯,按蘇聯的會員制度改,將當時的文學工作者協會、戲 劇工作者協會……改成各行各業的專門家協會,他主張 作家協會會員要重新登記,長期不寫東西掛名者不予登 記。快開會的時候,胡喬木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對其他沒說什么,但對取消文聯發火了,他狠狠批評了胡喬木一頓,說“:有一個文聯,一年一度讓那些年紀大有貢 獻的文藝家們坐在主席臺上,享受一點榮譽,礙你什么事了?文聯就虛嘛!”他認為取消文聯,不利于團結老 一輩文藝家。而在張光年看來,毛澤東主張保留文聯, “并不是要在各藝術家協會上面再設一層總的實際的領導機關,而是寧可虛一點,也要保留它。他不愿意事事 模仿蘇聯”。

事實上,中國作家協會依照的是蘇聯的模式。早在1948 年 12 月,丁玲在莫斯科見到了蘇聯作家協會主席法捷耶夫,丁玲“介紹了我們黨在戰爭時期所采取的文藝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說中國形勢很快將有大變動, 文藝工作也將產生新的組織和領導方式,希望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的一些組織及領導方法,以資借鑒”。《丁玲全集》收錄了丁玲《與蘇聯作家協會法捷耶夫等談話情況匯報》,其中記載了法捷耶夫的一些建議,如“現在一定要組織中央的文藝工作機關,如果現在不可能有, 就也必定要組織籌備會。它是作家的團體,不是聯合團體,也不需要,那是黨的,或者政府的工作”,還有“作家要提高,就要批評。作家要互相批評;批評家不必另有組織。這里最重要的就是文學報紙,這是教育作家、教育讀者最好的工具”,以及“我們為了不要把有毒素的書給讀者,一切在戲院上演的劇本和出版的書籍都須經過審查”等。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工作,其實很和法捷耶夫的建議是大致相當的,“一是制定、發布有關文藝的方針政策,包括對一些 關系到文藝‘路線’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的闡釋”。一是 “總結一個時期文學創作、文藝思想的成績和問題,需要發揚和糾正的”。一是“直接領導全國性的文學運動, 特別是 50 年代以來的文學批判運動,或者叫‘文藝思想斗爭’”。

在組織方式上中國作協也有蘇聯作協的痕跡。在第二次文代會上通過的《章程》規定,中國作家協會“是以自己的創作活動和批評活動積極地參加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的中國作家和批評家的自愿組織”,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在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閉會時期,以代表大會選出的理事會為最高領導機關。理事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選出之主席團負責處理日常工作。這一屆作協主席為茅盾,周揚、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馮雪峰、邵荃麟為副主席。主席團雖然未負責日常工作,但作協黨組其實是最高權力機構, 主席團由選舉產生,作協黨組書記、黨組成員和正副秘書長卻是由上級黨組織任命的。此后中國作協繼續完善其內部組織,除了第二次文代會之前就已經成立的創作委員會和刊物委員會外,作協還陸續成立了外國文學委員會、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學部、文學基金委員會, 其負責人分別為蕭三、老舍、鄭振鐸等人。1955 年 10月 27 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第十四次會議將中國作家協會普及部改為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此外,中國作協還掌管著《文藝報》《人民文學》《新觀察》《文藝學習》

《文學遺產》《譯文》《中國文學》(英文版)等刊物。為了加強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1956 年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根據理事會主席團的提議,決定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下設立書記處。書記處是一個集體的工作機構,它的任務是負責處理作家協會的日常工作,書記處有書記九至十一人組成,書記由作家協會主席團從理事中遴選。書記處的成立,使中國作協有了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常設機構。與此同時中國作家協會的分會也迅速發展,1950 年的分會數量是 6 個, 1957 年達到 10 個,1959 年增加到 23 個。

除了文聯和作協之外,中央文化部、中宣部等也領導、管理文藝工作。1950 年 3 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文化行政會議,對文化部及各級文化行政機構的調整,“將文化所屬各局合并改組為電影、藝術和社會文化事業三個管理局,將原屬各局的事業劃出成立獨立單獨的事業或企業機構”。周揚認為,這樣調整之后,“機構更為集中,分工也較合理”“對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況的掌握,政策思想領導的加強,相信可以比現在要好”。對于具體的文藝部門來說,會同時面對多個機構的領導,如《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接受出版總署、文化部、中宣部三個領導機關的領導,社長馮雪峰在 1957 年就抱怨,“左右上下夾擊,有苦說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