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1980年代的啟蒙主義，以往我們過于強調了它與既往歷史經驗相斷裂的一面。當然，毋庸置疑，叛逆、挑戰和斷裂的一面是存在的，甚至在形式上極為明顯。但是，在我看來，恰恰不是斷裂，而是它與60年代革命的延續和聯系才真正決定了80年代啟蒙的性質，正是60年代的歷史語境才賦予了它具體的社會政治內容和真實的精神指向。80年代的啟蒙最典型的時段是80年代早期，事實上，在1985年之后，啟蒙主義已逐漸式微，并加速蛻變，被扭轉到另一個方向，從而為1990年代以來的主流意識形態奠定了基礎。

正是針對這種轉變，才引發了“人文精神討論”，它援引啟蒙的話語，試圖堅持和重申啟蒙主義的理想，對正在變質的啟蒙主義進行批判（與此相關的還有“二張”即張煒、張承志現象）。有趣的是，這種對于80年代式的人文精神的堅守，受到了來自以“二王”（王朔、王蒙）為代表的所謂世俗主義者的嘲諷和阻擊。“世俗主義”對“高調”的人文理想的反對，顯然是敏感地意識到了所謂人文精神與革命理想的某種內在聯系。關于這一點，王蒙其實說得相當直接和明白。1

1990年代中期以后，針對市場時代的基本狀況和新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界發生了分裂，爆發了“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這種左右之爭，其實只是80年代啟蒙主義的正式分化，是兩種啟蒙主義的爭執，這也是甘陽明確拒絕“新左派”的稱謂，堅稱自己是“自由左翼”的原因。2究其實質，關于80年代早期的啟蒙主義的性質，它的初衷，以及它落實在社會實踐上的目標，隨著啟蒙主義的曲折展開，終于到了一個必須進行明確判定和表態的歷史時刻。事隔多年，再次重讀當時的論戰文章，不難發現，這些80年代的啟蒙主義老戰友，爭執的核心問題不過是如何界定啟蒙主義的理想，以及當代社會實踐和“啟蒙”運動的關系。“新左派”堅持啟蒙主義和革命遺產的精神血緣，從而認為啟蒙主義的展開背叛了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初衷。而“自由主義”則強調啟蒙主義從一開始就意味著對革命的反思，市場時代不過它的一個必然結局甚至終極目標，它的不完美只有通過將這種啟蒙邏輯徹底貫徹下去才能解決。當然，經過論爭之后，啟蒙主義作為一個統一的思潮也徹底分裂并走向終結，所謂“新左派”逐漸告別了啟蒙主義的話語體系和潛在的思想資源，抽身而出，開始從外部把啟蒙主義作為現代性的表征來加以知識批判，重心落腳在這套知識實踐和80年代末以來的歷史實踐之間的關系上。與之相對，“自由主義”也將“告別革命”的啟蒙主義邏輯推向了極致，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全球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特征。

90年代末以來思想界對現代性的批判的歷史貢獻毋庸置疑，但是，它對80年代早期的啟蒙主義的復雜性和名實背離也還是有所忽略。3對于80年代啟蒙主義的清理，很大程度上，簡單化地把新意識形態和現代性當作是啟蒙主義的全面展開，一個必然的邏輯推演，而沒有細致分析這其中所隱含的啟蒙辯證法的反轉，也沒有真正厘清二者之間的內在斷裂。當時的批判，有時往往是根據字面化的表述，進行單純的哲學化的批判，而忽略了當時的啟蒙主義話語在能指與所指上的背離，在話語和實踐上的扭曲。一直被忽略的是，“啟蒙”詞不達意，言不由衷，如果借用拉康式的表述，我們可以這樣說，某種意義上，80年代的啟蒙主義只是一場能指追逐社會理想這一所指的話語實踐，“主體”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它的欲望對象，甚至它的欲望本身，都悄悄地回溯性地指向了60年代。那里隱藏著啟蒙的秘密。4

70年代的“地下文學”和知青寫作，作為向80年代啟蒙主義的過渡，表達了對這種政治文化體制的反思。在這種背景中，它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某種絕望、頹廢的氣息和青春期的叛逆色彩，這在“白洋淀詩歌”或早期“朦朧詩”及“手抄本”小說中打下了深深的精神烙印。在本質上，當時的青年們仍然是以革命的方式反思革命，這在“新思潮”運動中表現為成熟的理論形態。社會主義理想，簡而言之，是建立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上的普遍自由的公共生活，所謂“自由人的聯合”，它伴隨著人的異化狀態的消除，新的人性狀態和德行的形成。在當時那些焦慮地探尋道路的人的心目中，啟蒙主義，已經被抽離了18世紀的歷史語境，承載起社會主義的新內容，它所針對的批判對象，是社會主義的異化狀態和具體歷史實踐，而不是西歐式的封建主義和神權統治。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知識群體的理論來源，其實不是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而是馬克思的早期“人道主義”時期的理論文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蘇聯東歐內部反思社會主義異化的思考和文學創作。在我看來，新啟蒙運動的初期，究其實質，就是一場社會主義思想內部的自我批判運動。但在形式上，它卻表現為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和對集體生活的反思，這在20世紀其實是個普遍性的世界現象。5這種底色只有在90年代市場社會來臨之時才能再度顯現。6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當時流傳的“灰皮書”或“黃皮書”，就能清晰地理解所謂啟蒙主義的思想資源，它并不是什么普遍意義上的歐洲啟蒙思想，相當大一部分其實是30年代以來的左翼內部對社會主義運動或斯大林體制的理論批判。

因此，不難理解，70年代知識界的一部分人和后來的啟蒙主義者通過文學研究呼喚的人性權利，是對違反社會主義“異化”的反思，他們對自由的肯定，肯定的其實只是被壓抑的能動的歷史主體性。

從根本的意義上，周揚的“反異化”，試圖表達的真實含義正是“人”的喪失，他從革命者的立場上深刻體會到了革命主體性的泯滅。這種深刻的對“社會主義”的內在的自我批判無疑含有對70年代體制的反思。盡管啟蒙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識形態所征用，它仍然頑強保留了最初的訴求。

這種曖昧，正是80年代“新啟蒙”的起點。也是啟蒙被扭曲的起點。“新啟蒙”不是往前走，而是退回“五四”。但在最初的曖昧時刻，重回“五四”卻帶有直接的針對性。

這種意義上的“啟蒙”正是后現代主義者所要解構的。中國式后現代運動所要針對的核心其實也正是“啟蒙”的這種革命性殘余。作為中國后現代哲學在美學上的投影，文學寫作出現了解構革命史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它雖然名為新歷史，卻對中國漫長的古代史毫無興趣，重心是重述民國史。新寫實主義小說在現實維度上和新歷史小說打配合，瓦解的其實是5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和它所塑造的公共生活原則，從而為市場時代喪失政治行動性的原子化狀態張本。美術中的政治波普以直觀的形式表達了所謂中國式后現代的本義。中國式解構主義完全背離了西方語境中的反現代性和反本質精神。

80年代的“啟蒙”在90年代來到了它的世俗階段和庸俗化時期，它逐漸墮落為市場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和當初的啟蒙主義，其實完全不是一個東西。

這就是“啟蒙的辯證法”和“理性的毀滅”。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過程也是一個必然的結局。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困境。這種困境的最深刻的表現是，“革命”被一種深刻的虛無主義所裹挾，被“革命”的歷史詛咒所纏繞，它既喪失了構想未來的明確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勇氣和能力，也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從而不得不借用舊世界的概念體系，或者干脆全盤拒絕一切語言。面對似乎不可戰勝、無可撼動的龐然大物，革命話語遭遇諸多挑戰，它只能把這種政治可能性投向不可名狀的“諸眾”。7

中國的啟蒙主義，至少它的一部分，正是喪失了自己的語言的“革命”意志。

在70年代以后，知識界開始以康德的語言講述馬克思，以啟蒙的人道主義反思歷史對人性的壓抑，以人性權利呼喚原本應有的政治主體身份。彼時對美學旗幟的高揚，正是以隱喻、象征的抽象的方式，試圖再度打開人的自由空間，追求消除異化的“自由聯合”的世界。它潛在地呼應著馬克思意義上的全面解放的夢想。它既是反思“左”傾冒進，回過頭來對資產階級的歷史成果進行再度審視和認真吸納，也是對舊有理想的重申，這種合理的回退使“市民社會”和世俗生活獲得了合法性。

思想語言當然絕不是中性的。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必然會喪失自己的思想。啟蒙主義在90年代以后的蛻變，揭示了“啟蒙”所暗含的內在缺陷——其實從最初，它就隱含了中國式啟蒙辯證法的結局。而這種反轉又塑造了新的社會現實，“啟蒙”和它的實踐展開有著必然的深刻的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說，80年代初的啟蒙主義并非純潔無瑕。

啟蒙思想的曲折反轉的線索，在新時期早期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投影，它也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拖曳出清晰的脈絡。在經過70年代末的人道主義階段之后，文學在80年代初對自然人性和欲望給予了神圣化的頌揚，欲望的革命性意義在美學中獲得了激動人心、感人至深的表達。歷史地看，這種久經壓抑的世俗生活與欲望，挾帶著巨大的政治激情和美學強度，和90年代的市場時代的“欲望”斷然不同。從王安憶的“三戀”到90年代之交池莉的“不談愛情”，從酒肉穿腸過的“受戒”（汪增祺）到“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池莉）的“一地雞毛”（劉震云），再到何頓的“就那么回事”和朱文的“我愛美元”，文學寫作標識出了清晰的啟蒙的蛻變軌跡。

大體而言，這基本上是一條從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再到新寫實主義的演化邏輯，就這樣，80年代的“詩化哲學”慢慢疊化到了90年代的心靈雞湯式犬儒主義，從瓦爾登湖畔過渡到了MBA總裁班的心靈課堂。社會性的外在解放方案和內在靈性的探索都被放棄，只剩下成功神話和對市場時代的現實秩序的認可與歸順。市場時代是一個重新被“理性化”的社會，被科層化管理的社會，在各種意義上，市場的管理者和社會精英重新成為社會的主人。所以，市場時代的理性規制并不是簡單地走向現代性體制，而是在繼承已有社會管理的前提下展開的“啟蒙”方案，這就使中國80年代以來的“啟蒙”甚至還達不到康德所呼喚的現代啟蒙所實現的歷史水平，盡管它可能只是形式上的——而這也正是80年代初的啟蒙主義的歷史進步性所在，甚至這樣的主題直至今日還沒有過時。

盡管這種歷史記憶中仍然依稀召喚著它的政治潛能，在90年代中期的特定情境中閃爍出刺目的光輝，卻只能是孤立的和片段的曇花一現，它已經不可能具有遠大的眼光和歷史意識的自覺。這種歷史悲涼境遇在《那兒》《鋼的琴》中留下了一聲嘆息。

注釋：

1見王蒙在1993年第1期《讀書》上發表的《躲避崇高》和王朔1994年在《新民晚報》發表的《王朔脫離文學界啟事》。

2見甘陽《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

3潘維/瑪雅編:《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三聯書店,2010年版)收入的多篇論文曾指出改革時期的革命紅利,隱約提示了啟蒙主義的歷史實踐和革命的關系,但未專門展開論述。

4對于這種歷史關系的研究,蔡翔的《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和張旭東《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作為精神史的80年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給出了富于洞見的解釋。

5見李零:《鳥兒歌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6關于50年代以來至90年代歷史的演變邏輯,錢理群有一個富于自傳性的觀察角度,從中頗能看出一個保持初心的啟蒙主義者的立場和判斷。

7見哈特、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