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路遙在陜西作協有過五年的工作時間。路遙那時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作品影響也很大。那段時間，我們的關系說起來也還比較密切，但那時我比較年輕，三十出頭，對他這個人，對他的作品，還有一些問題等等，都缺乏獨立和深入的認知。他去世以后，這許多年來，我經常想起路遙，回望路遙。我是把路遙當作一個研究對象，把他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觀照，陸續記了一些感想。

路遙的文化心理結構：走出去，在路上

現在看來，路遙九歲那年，從榆林清澗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節點。九歲，對生命已經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記憶。這種記憶，已經永遠地積淀為路遙的一個心理定勢，那就是，盡管無限依戀，但他還是不得不離開那個貧苦不堪卻又是溫馨的清澗老家，衣衫襤褸，徒步走向一個未知的卻是可能活口的遠方。

九歲的路遙第一次出門，一百多里外的延川，對他來說，那里就是遠方，就是天邊外。

一個人的某種心理定勢，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個體驗特別深刻的經歷。

走出去，在路上，走向未知的遠方。這種生命體驗應該就是從這次出走起始并扎根，后來又被無數次重復，鑄成了路遙內心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心理定勢。他的所有情感和思想，都是沿著這個心理結構或心理定勢而成長和發散開來的。九歲那年，路遙這個名字還沒有誕生。后來叫路遙的那個人這時叫王衛（“衛兒”）。為什么后來會叫路遙？路漫漫其遙遠兮，就是從這一次走出清澗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從王衛國（這個名字是1958年他上小學時定的）改成了路遙。

路遙，應該是從九歲那一年的出走和遠行，就已經誕生了。

從清澗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遙走了兩天，但依他當時的心理體驗應該就是一輩子。路遙后來的生命歷程，不過就是無數次地重復九歲這次的生活體驗和記憶。他后來所寫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代表作，也就是對他這一次生命體驗的回憶和以復調的形式進行的改寫。《人生》把路遙一生要表達的都表達了，它是路遙關于生命、關于情感、關于世界的全部體驗和思考的濃縮，《平凡的世界》不過是展開罷了。

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的最深層，回環往復的那個思想主題和情感調子，路遙——準確地說是王衛——在九歲那年就已經在心底里完成了。

1992年10月，生命垂危的路遙回憶這一段往事時說：

我小時把罪受盡了。九歲那年，因我家窮，弟妹又多，父親便把我領到延川的伯父家。我和我父親走到清澗城時，正是早晨，那時我早就餓了，父親便用一毛錢給我買了一碗油茶，我抓住碗頭也沒抬就喝光了，再抬頭看父親，我父親還站在我眼前。于是，我就對父親說：“爸，你咋不喝？”我父親說：“我不想喝。”其實，并不是父親不想喝。我知道父親的口袋里再連一分錢也掏不出來了。唉……

——航宇：《路遙在最后的日子》

路遙的不滿、反抗和追求

人的性格的最終形成，與人和現實、人和時代的關系極為密切。

低頭是現實環境，抬頭是時代，仰頭是天道。這一切，構成了一個人的命運境遇。

路遙對現實肯定是不滿的。理想遠大，現實艱難。“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人與時代的關系是：面對自己的處境，因為性格的原因，或者不滿、反抗，或者妥協、投降。

路遙的性格是剛硬的。他有過不滿，也有過反抗。有的反抗讓人驚心動魄，有的反抗令人回味無窮。

創作其實也是一種反抗。

1967年，初中畢業剛剛十八歲的路遙，在家鄉延川，就當上了造反組織“紅四野”的司令，率眾“造反”。這就是反抗。

1986年，他挑頭與中國作協陜西分會舊格局對抗，與當時一批較為年輕的作家在《西安晚報》和《陜西日報》簽名發表公開宣言。由于他的運籌帷幄，他和陳忠實、賈平凹在陜西作協非換屆期間，都當上了陜西作協的副主席。

一位作家當《延河》主編期間，為了掙錢，以三毛贊賈平凹的信為由頭出了一期《延河》號外。路遙大罵那位作家，并通過上層，停止了《延河》號外的銷售。

已經內定當陜西作協主席的路遙，天不假年，不幸倒在了前行的路上。如果他如愿以償，當上主席后，會不會戀棧，一直不讓位？會不會排斥異己、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中國的文化往往造就這樣的獨裁者。路遙未必例外。

路遙有他自身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在他的身上，集體人格與個體人格時時發生沖突。

路遙有一定的自由精神，也有一定的專制思想。當年，陜西作協換屆前夕，有傳言說，作為副主席的評論家王愚能上主席位。那時，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個圖書征訂單，將王愚的身份印成“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路遙聽說了，認為這是王愚為上位制造輿論，竟然威脅要讓人打斷王愚的一條腿……

蘇聯文學那種集體意識，那種歌頌、優美、憂傷，對路遙的影響很大。他也喜歡俄羅斯文學，但骨子里似乎還是少了一些俄羅斯文學那種批判的、自由的、個性的意識和精神。

路遙在八十年代：三十而立，創造的十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回頭來看，那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一個充滿理想和創造激情的時代。八十年代，路遙過了而立之年，思想成熟，激情勃發。他的兩部代表作，都創作于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路遙“創造的十年”——

1982年5月，《人生》在《收獲》發表，震動文壇，轟動一時。

1985年8月，中國作家協會陜西分會于延安、榆林召開長篇小說創作促進座談會。會后，路遙留在榆林，開始寫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1986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6期發表。12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單行本。

1988年4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989年10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

1990年，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將《平凡的世界》拍攝成十四集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獲中國作協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路遙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農村有志（有才華、有思想）青年遭遇普遍的人生問題：城鄉二元對立，農村人進不了城。他們有一個夢想：走出鄉村，走向城市。

《人生》以生動的人物形象、尖銳的矛盾沖突提出了這個問題，在當時顯得非常尖銳。那是整個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小說主人公高加林的形象總體上是反抗的，他的人生目標就是走出去。

《平凡的世界》是回答出路問題。在這部作品中，路遙基于他對現實和生活的理解，似乎冷靜多了，主體高揚的理想精神向強大的現實有所妥協。高加林執著的走出無疑是一種堅韌的反抗，而孫少安則留在了農村，他是妥協的；孫少平走出去了，這看似不妥協，但最終還是妥協了。按孫少平的性格，他的結局，不是死在路上，就是還在路上；不是死在理想與現實的劇烈沖突中，就是還在追求遠方理想的路上。他不應該是現在這樣歸宿：安于當一個礦工，娶一個寡婦。他的性格應該與哥哥形成反差。

站在今天的歷史節點來看，煤礦被關閉，孫少平將向何處去？他跟寡婦結婚，日子過得幸福嗎？這一切，難道就是孫少平最終要追求的？我總覺得，小說最后所寫的孫少平對自己工作和婚姻的選擇，既不符合這個人物的性格邏輯，也削弱了這個人物的力量和意義。

孫少平上過高中，而且讀過許多書，雖然是農民出身，卻也可以算作小知識分子。《平凡的世界》刻意提到，孫少平讀過的文學作品，既有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柳·科斯莫杰米楊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尤里·納吉賓的《熱妮婭·魯勉采娃》，有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有中國作家羅廣斌、楊益巖的《紅巖》和柳青的《創業史》，也有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馬丁·伊登》《熱愛生命》，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歐也尼·葛朗臺》、司湯達的《紅與黑》，還讀過《馬克思傳》《斯大林傳》《居里夫人》這樣的傳記作品，讀過《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各國概況》，而且喜歡看《參考消息》，等等。讀書豐富了孫少平的精神世界，使他知道了在雙水村、黃原城之外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他也因此要走向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走向遠方，尋找屬于自己的人生。這說明，孫少平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農村青年，他其實是一個知識比較豐富、視野相當廣闊，因而對人生有夢想、對生活有追求的小知識分子。這樣的人，他怎么可能甘心于當一個在黑暗的地下掘煤的礦工呢？他與田曉霞這樣的知識女性談過戀愛，他對知識女性是有認識的，他怎么可能滿足于娶一個沒有什么文化的寡婦惠英呢？

如果說，孫少安是為生存而戰，追求的是生活的溫飽，那么，孫少平除了為生存而戰，還有超越生活溫飽之上的追求，還有更高的光亮照耀著他，更高的存在召喚著他。孫少安是腳踏實地的人生，孫少平則應該是風雨路途的人生。

小說的結局——人物結局的安排，是人物最終的選擇，也是作者要表達的意義最終的顯現；人到何處去，安于何處，就是對意義的揭示。《平凡的世界》對孫少平命運的安排，既反映了路遙的道德理想主義創作思想，也反映了他心中的某種現實顧慮，給人的感覺是，他似乎刻意地扭曲了孫少平的性格，為這個人物設置了這樣一個令人詫異的結局。

《平凡的世界》反映了路遙思想的矛盾性和不徹底性：少安留在農村，還是集體主義的想法和做法；少平走了出去，但不徹底，當他停下走向未來和遠方的腳步時，他的意義就終止了。

現實主義文學，要有真實性，真實、深刻地反映現實生活；要有典型性，選擇能反映現實的本質特征和生活主流的人物和故事；還要有問題性和傾向性，敏銳地發現時代的普遍性問題和生活中的尖銳問題，在提出問題的同時，在作品中融入作家對問題的思考以至解決方案。同時，我認為現實主義文學還應該具有永恒性，因為它畢竟是藝術，藝術必須有超越一個時代的久遠性乃至永恒性。

這就是我要特別強調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既要有時代性，還要有永恒性。《人生》《平凡的世界》反映了一個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前那個城鄉二元對立的時代；但作品提出的關于人生的問題，守望鄉土還是走出鄉土，走出鄉土以后走向哪里，這個問題是永恒的。

永恒性在于：時代遠去，但問題還在。問題，永遠讓人思考。

以人的典型生存狀態和生命形態而言，農耕文明的人習慣于“在家里”，而信息文明的人則向往著“在路上”。“在家里”對應著穩定的倫理秩序，屬于傳統觀念；而“在路上”卻體現著對未知領域的冒險與開拓，是一種現代意識。

路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他的“進步”和“超前”的地方，在于他有一定的“個人”和“自由”的意識。然而歷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層，還是少了“個人”的意識和“自由”的意志，而多了一些某種“規范”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民”意識的局限，他仍然是一個渴望現代但仍然處在前現代的人。這是路遙的局限，也是他思想的悲劇。他勇敢地挑戰著他那個時代，但并沒有完全超越他的時代。

路遙的經驗

為誰寫？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

路遙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

寫什么？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勞動人民，重點是農村中的青年人。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的理想和追求。

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發言，回答了“為誰寫”和“寫什么”的問題：

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壯麗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養育了作家藝術家。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常青，我們棲息于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無數胼手胝足創造偉大歷史偉大現實偉大未來的勞動人民身上領悟人生大境界、藝術的大境界，應該是我們畢生的追求。

怎樣寫？路遙的創作，秉持的是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方法。一方面，真實地描寫生活的貧窮、人生的苦難、現實的殘酷和普通人的卑微；另一方面，路遙作為創作主體，對這種生活和現實又持有一種詩意的態度，不是冷眼旁觀的書記員，也不全然是居高臨下的批判者——有批判，但批判與詩意并存。

路遙講，作家的創作也是一種勞動，作家要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所以，他筆下的人物，既是客觀的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勞動者，也是他的兄弟姐妹，同學，伙伴，愛人。他與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這樣，他對筆下的人物，就傾注了深深的理解和愛。

在路遙看來，貧窮，既是生活，也是對人的一種磨練；苦難，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生命的一種體驗。青年人就是在這種體驗和磨練中，人格得以成長，精神得以升華。所以，路遙把年輕人的貧窮和窘迫，寫得那么無辜，那么純潔，那么可愛，這是路遙的不同凡響之處，也是路遙對平凡世界中平凡的人的一種詩意的態度。他要超越活著本身，超越這種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詩意。

路遙的啟示

創作需要生活。

什么是生活？像路遙那樣，作者經歷過的、帶有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的，才是生活。聽別人講的、間接得來的故事、傳說和素材，只是事象，在創作中，嚴格說來，還不能算是生活。作者經歷過的生活，帶有生活的原始質感，是毛茸茸的，是血淋淋的；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生活中，天然帶有作者的情感體驗，而這種情感體驗只有作者自己能夠真切地感知，別人是無法體驗的。文學創作最為重要的，是在寫出事象的同時，真實、準確、毫發無損地寫出作者曾經體驗過的那種情感，而這種情感，又天然地融入在事象之中。文學作品最終打動人的，看起來似乎是事象，其實是事象背后的情感力量。

文學作品的深度，當然也有思想的深度，但最主要、最深刻的，是情感的深度。沒有情感的深度，所謂生活的深度、歷史的深度、思想的深度，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