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這里所說傳統學術，指西學傳入以前的中國固有學術，是以四部分類為格局，以修齊治平為目標，以文本解釋為重點，以文獻會聚與考證為特色的學術工作，綿延兩三千年。專家多皓首窮經，得成就一書以存名后世；大家通人則博通群籍，淹貫浩博。西學之科學嚴謹，分野清晰，學科壁壘森嚴，探討深入，近代以來取舊學而代之，是必然趨勢。將近四十年前，國家號召整理古籍，傳統學術獲得新的生機，本人工作也適應了這一趨勢。就我之認識，傳統學術之學科格局與現代學科設立有重合，更多有其特殊性，如經學、方技、術數、譜牒即被排除在現代學術以外，而傳統學術之治學方法，如以經學為指導，以小學為入門，以辭章為潤身，以札記為初階，以博通為有識，有合理因素，與現代教育也明顯取徑有別。

本人從學四十多年，前期多承傳統。比如唐詩文輯佚，前期多受南京師范大學兩位前輩學者孫望先生與唐圭璋先生之影響，更增加了從復旦王運熙先生所得通目錄以掌握全部存世典籍的指導，也從史學大家陳垣先生處體會凡引書皆求史源的律條，從本師朱東潤先生處體會讀書務存懷疑并追求力透紙背之融通，也間接從蔣天樞先生處體會讀書必先校書、務求善本之必要，雖然后起，而能有超越前輩的收獲。本人從學的前二十年，生活在前數碼時代，書是一本一本讀的，學問是一點一點積累的，同人間比較學問大小，以讀書多少、見解通達、探討深密、發明新警為標志。

網絡時代的到來，我的感覺很遲鈍，全未得風氣之先。就此言，中國學者之了解網絡，用計算機寫作，大約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286時代，我則到2001年才采用計算機寫作，2008年方決定用電子文本處理全唐詩歌。互聯網的普及當然帶來獲取信息的便捷，但更讓我震撼與興奮的是以四庫全文檢索為起點的古籍文本閱讀與取資方法的變化。以往的文獻輯佚與考訂，完全依靠遍檢群書與博聞強記，最大的困惑是見宋人引一句唐詩，無法確知《全唐詩》中有否。記得最初提出重編《全唐詩》的河南李嘉言先生，為此組織師生編《全唐詩》首句索引，再編每句索引，但如果元人詩歌誤為唐人呢，仍然很無奈。四庫全文檢索開始的古籍檢索，很方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凡治文史之學者，無不歡欣鼓舞。我的工作得到眾多便捷，但同時也遭遇許多困擾。有學者斷言，從此以后，以文獻考訂輯佚為標志的傳統學術，不再有存在的意義。此話有一定道理。比方唐人李繁《鄴侯家傳》之輯佚，現知逸文存于唐宋三十多種古籍里，以往不通讀數百種古籍，不可能將其逸文收齊，現在一加檢索，幾百條線索就堆在你的面前。再如治語詞者，以往幾乎每人都有特殊語料的卡片箱，長期積累，現在要證明“孝子賢孫”晚出，唐人習用“孝子順孫”，一檢即得，似乎不用再翻書。在現代技術面前，博通群籍的大學者與粗知皮毛的初學者，幾乎回到同一起跑線，真讓人情何以堪。

傳統學術如何應對現代科技的便捷與挑戰，不同學者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我在改用計算機寫作后不久，就在一段當時未發表的文字中感慨：“古籍電子文本不僅查閱、剪貼方便，而且能作逐字逐句的檢索，改變了傳統學術靠記誦和個人資料積累的習慣，必將給文史研究帶來巨大的革命性的變化，其中如漢語史（特別是文字訓詁學）、古籍輯逸和訓釋，以及古代人事、典籍、制度、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得益最為直接。”認為“傳統文史之學應利用網絡時代的種種便捷，提升學術層次，改進研究方法”。甚至曾幻想可以在網絡空間完成《全唐詩》的重編，每天展示進度，不斷吸取批評，逐漸增訂完善。2009年在為門人史廣超博士論文《〈永樂大典〉輯佚述稿》作序時，認為“古籍數碼化提供了古籍全面檢索的極大便利，無疑可以帶來文史研究的革命性變化，一些倚靠文本積累的基本文獻工作，得益尤大”。那年曾作文《〈中國基本古籍庫〉初感受》，表彰該數據庫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就分類未允、版本未善、繁簡誤失等問題提出商榷。

那以后我一直用電子文本做《全唐詩》的新編，逐漸積累了較多的體會。2014年10月上海《文匯報》副刊《文匯學人》改版，約我與臺灣學者黃一農先生分別撰文，談E時代的文史考據。黃先生從事于此甚早，最突出成就是用文本檢索考證與《紅樓夢》相關的人事，最早提出E考據之治學方法。我起步太晚，且目標是以唐詩為平臺試圖重新建立一代文獻的基本文本。拙文原題《E時代如何做唐詩文本考證？》，發表時改題《E時代考證的驚喜與無奈》。其中談到五點驚喜：一是在一個界面中可以展開無數文本的操作。那天的記錄是13703個文件，大約6000個在漸次寫作，每個文件都可以在一二秒內打開，增補新的內容。二是文本可以反復推敲修改，再三斟酌，逐次寫定，不斷完善，因此而能將唐詩流傳千載中的文本變化立體地加以展示。三是搜尋文獻的方便。以往輯佚，要遍檢群書，現在輸入一個書名，立即給你許多線索。四是通校文本的便捷。清編《全唐詩》的基礎是明人的唐詩積累，錯誤多到不可勝舉。徹底清理就必須通檢以唐宋總集、史乘、類書、地志為重點的幾乎全部引及唐詩的記錄，重要著作還必須征及多種版本，不僅工作量大，還有學術觀念之轉變。我又特別認死理，凡唐宋人曾引錄的唐詩，幾乎完成全部通校，不存任何僥幸心理。在這方面，現代技術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捷。五是輯佚、辨偽掌握全部線索后，可以客觀精密地在兩造或幾造間作出準確的判斷。當然也談了十點困惑，大約涉及數據庫的學術質量、文獻檢索的精確度、檢索不能代替讀書、讀書貴在融通體會等，不一而足。

二

十多年間，學術環境與學術風氣都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我自己踉蹌前行，今年十月終于完成匯校唐一代詩歌的《唐五代詩全編》的初稿，更看到前輩、同輩與后輩取得驚人的成就。就我交往不太廣的朋友圈而論，我覺得近年來在學術史上可以占據一席之地的著作，可以舉出以下這些。

復旦大學李曉杰教授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已經出版渭水、汾水兩卷，《水經注》本文曾匯校數十種珍稀文本，且將古水道與現代地理逐一契合標識，成就卓著。

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以十八卷一千多萬字的規模，理清從上古到民國間中國行政區劃的變化，足以取代歷代正史《地理志》。

上海師范大學李時人教授（1949-2018）積二十年之力，在組織幾十篇明代分地域作者研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為明代幾千名重要作家理清了生平與著作成就。

中華書局退休編輯許逸民先后出版《金樓子》與《酉陽雜俎》的箋證，是南朝與唐代學術難度最大的兩部大型筆記的首度全注。

蘇州科技大學凌郁之教授即將出版《容齋隨筆箋證》，對宋代最博學的學者洪邁的這部重要筆記完成全部文本闡釋。

復旦大學出版社退休編輯陳士強，積四十年之力，獨立完成《大藏經總目提要》，首次對全部佛典加以介紹品讀，其中《經藏》《論藏》《律藏》《文史藏》已經出版，《大乘經藏》即將定稿，其中僅《大般若經》即歷時兩年，成文35萬字，可稱當代三藏。

浙江大學束景南教授繼完成朱熹逸文輯考與《朱子大傳》后，又完成《王陽明年譜長編》與《陽明大傳》，為宋明儒學最偉大的兩位學者的研究開創新局。

復旦大學汪少華校點《周禮正義》、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主編《尚書注疏匯校》、南京師范大學王鍔教授《禮記匯校集注》，均足代表當代學者研究傳統經學的水平。而汪少華《〈考工記〉名物匯證》，則廣征百年來新發現的考古實物，與上古文獻所記名物參證，發明尤多。

唐集校注是宋代以來的顯學，近十年成就卓著，重要學者有吳企明、羅時進（均蘇州大學）、郁賢皓（南京師范大學）、王錫九（江蘇教育學院）、蔣寅（華南師范大學）、劉真倫（華中科技大學）、謝思煒（清華大學）、尹占華（西北師范大學）、吳在慶（廈門大學）、郝潤華（西北大學）等，其中江蘇學者貢獻巨大。唐詩研究在輯佚、辨偽、互見推證、本事追究、作者生平研究諸方面成就，舉世矚目。

拙編《唐五代詩全編》正是希望總結前賢今哲的成就，用今天的學術準則來重新寫定全部唐詩，傾盡心力，方近底成。與清編《全唐詩》比較，篇幅從九百卷增加到一千兩百卷，另附疑偽詩為《別編》二十五卷；清編原有作者2567人，現刪去約200人，新增作者逾千人；清編原收詩49403首又1555句，現刪去誤收互見詩約5000首，新增詩逾萬首（以上數字均屬估計）。更重要的是努力廓清明后期以來對唐詩的任意改動，盡量恢復或接近唐人所作詩的原貌，且通過會校群籍，立體展示唐詩在各時期的變化軌跡。

以上工作，完全拜現代網絡條件、寫作手段以及文獻公開普及之所賜。就善本征用來說，由于國內外公私所藏善本孤本的廣泛公開，得以利用許多珍貴文本。如張籍文集的宋本，通行的是宋蜀本《張文昌文集》，惜缺末卷，而臺灣存宋書棚本《張司業詩集》缺首卷，二本重合部分相同，恰可拼成宋刊完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書棚本韋莊集、南安軍本韓愈集，都是難得的善本。我曾在日本、臺灣與香港訪學或任教，得以廣備海外論著與善本，近年通過網絡所得尤豐，是可珍惜。比方佛藏，以往得取資一藏即稱難得，現在可見藏經有十多種，各時期都有，取得不難，得以突破《大正藏》局限，追蹤唐宋，還原文本。當然現代的古籍文本檢索仍然重要。我將見于宋人筆記中所引唐人詩者幾乎作了全面復核，發現凡好詩而作者不詳，宋人習慣就稱唐詩，沒有現代手段，簡直無法知其真相。再如白居易詩，存三千多首，中日保存早期文本極其豐富，以往要校其中一句，翻遍三千首詩仍難免錯漏，現在用文本檢索，一檢即得，即校即記，為文本寫定提供了莫大便利。

三

舉今賢與本人的上述工作為例，是要說明，在以文、史、哲、商、法及管理、新聞等為主的現代人文社科學科格局以外，中國傳統學術另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其中很大一部分無法為現代學術所覆蓋。在全球化與網絡化的國際大環境中，傳統學術也在發生本質的變化。傳統集部以收個人詩文為主，目的是為寫詩作文提供參考。現代編纂一代文學全集，目的是提供可資信任的基本文獻，以滿足各種不同目標的學者取資，編者的編修態度絕不可標新立異，成一家之言，而應折中群說，務求平允，剔除謬誤，還原真本。前舉李曉杰《水經注校箋圖釋》和汪少華《〈考工記〉名物匯證》尤其值得推崇，不僅舊籍文本做到精密無訛，而且將現代衛星地圖與實地勘察與古文獻結合，將文獻記載名物與出土實物作充分比讀，可以說是傳統舊學今后的操作方向。

傳統舊學在每一個分支都有悠久的傳統與基本的規范，現代學者也應嚴格遵守，不得妄為。比方以“二十四史”校點為代表的新中國古籍整理范式的成立，在會校眾本、寫定新本的定本式整理原則上，還有一點是不輕易改動文本，盡量少作或不作理校的改動，這是不能輕動的金律。網絡時代更高的標準則是，在古籍整理中是否充分參考了海內外存世的善本，在專題研究中是否參考了海內外已有的研究業績。在這方面，如我已經感到心力不濟，而近年崛起的年輕一輩學人，在這方面表達的氣象、格局與追求，足以代表中國學術的未來。

網絡時代的傳統學術，展示出無限的可開拓空間，我特別希望學者不要滿足于各種數據庫提供的便捷，更不要因此而滿足于草率的學術快餐的制作，應利用現在的各種有利條件，創造一流的學術。觀念轉變，立場調整，好題目層出不窮。比方我前面說輯佚時提到的一本小書，唐人李繁《鄴侯家傳》，原書十卷，是李繁在深陷死牢時憑記憶寫其父一生功業，司馬光特別推崇其治國理念，摘錄近萬字入《資治通鑒》。現在要輯佚，唐宋有許多書征引，輯佚不難，但司馬光引錄的萬字，是據原書改寫，輯佚也應采及。它還有一變異，即《鄴侯外傳》，接近小說家言。更特別的是，該書說其父在肅、德兩朝參與內廷機密，縱論天下要務，說得頭頭是道。其中談府兵源流的一大段，唐長孺《唐書兵志箋證》認為多出虛構。要將此書文本輯出，將真相還原，糾正司馬光的誤失，恐怕非動用涉及政治、軍事、制度、人事、禮儀等各方面的手段方能完成。

（本文為作者2020年12月2日在蘇州大學承辦的“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第十四屆學術大會文學與歷史學專場”上的特邀講演文稿，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