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城市”往往被指認為一種負面的壓迫力量，另一方面也指涉著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前景，因此將“消費城市”轉變成“生產城市”，便成了中國共產黨進入城市，掌握國家政權之后展開的社會主義想象的當然舉措。作為城市“力”與“美”的呈現，1949年之后的中國工業題材小說成為凝聚這種城市想象的重要載體。與此同時，以文學的方式講述城市共同體的故事亦是這一時期工業題材小說的重要歷史內涵。

關鍵詞：工業題材；城市想象；歷史內涵；文化政治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城市”的曖昧性不言自明。它一方面被指認為一種負面的壓迫力量，暗含著腐朽和墮落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指涉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前景，表征著建設現代工業國家的崇高理想。于是，將“消費城市”轉變成“生產城市”[1]，便成了中國共產黨進入城市，掌握國家政權之后，展開社會主義想象的當然舉措。然而，這種“生產城市”的建構卻并非一句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實踐，即它必須訴諸工業化的城市建設。在此之中，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總體性”的壓迫與奴役，連同“消費城市”的“勝景”，一道被打上罪惡的烙印。在論及這個話題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決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城市的特征，而不單純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的問題。中國新的領導人想擺脫上述種種城市罪惡，重建新型的城市——穩定的、生產性的、平等的、斯巴達式的（艱苦樸素的）、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各行各業緊密結合的、經濟上可靠的地方；減少犯罪、腐敗、失業和其他城市頑疾。”[2]這種“生產性的”“新型的城市”，當然指的就是在“消費城市”之外，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城市”。

這種莊重的“歷史祈愿”早在中國共產黨人接管城市之前就已經發出。毛澤東在1944年的一次講話中曾這樣強調：“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負我們的落后。”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3]在這一年的另外一個場合，毛澤東再次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4]于是，當革命的勝負逐漸明朗，歷史的轉折在1949年的春天已然來臨時，《人民日報》便開始鄭重地討論“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緊迫問題[5]。這里明顯的政治訴求在于，只有將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家，才能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使廣大人民得到徹底的翻身和解放。其中暗含的意識形態差異也是極為鮮明的：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城市具有消費性的寄生和剝削屬性，象征著資本主義總體性的壓迫和罪惡，而人民政權下的“社會主義城市”，則理應“與建立在對工人階級殘酷剝削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城市有著本質不同”，因為“在社會主義城市中，一切建設都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保證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是社會主義城市的基本特征。”[6]于是，當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中國共產黨正式將工作重點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時候，一切工作便都顯得順理成章了。此時，毛澤東再次強調了“現代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在他看來，“管理和建設城市中最中心的問題是管好工廠、發展生產的問題，而如何依靠工人，則是管好工廠、發展生產的關鍵，也是管好城市的關鍵。”因此必須“把軍隊變成工作隊”[7]，“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這顯然意味著，在接下來的文學生活中，作為國家理想的“生產城市”將被寄予厚望，而關于它們的文學想象將被充分展現在這一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之中。

一 城市的消費與生產

提起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城市文學，相當多的研究者都會把目光鎖定在民國時期的上海之上。從20世紀30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到40年代的張愛玲、蘇青筆下的市民生活，“海派”與“市民小說”的傳統伴隨上海城市文學的歷史一同被建構。而作為“罪惡的淵藪”，都市的消費和娛樂（腐蝕）特征亦被左翼的“城市入侵者”列為亟待清除的對象。正如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所考察的，“上海”這個城市的名字在英語中成了“一個貶義動詞”，它的意思是“被鴉片變得麻木不仁，隨后被賣給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騙或暴力發動一場打斗”。“這種流行的負面形象在某種意義上又被中國左翼作家和后來的共產黨學者強化了，它們同樣把這個城市看成罪惡的淵藪，外國‘治外法權’所轄治的極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國主義地盤，一個被全體愛國主義者所不齒的城市。”[8]作為中國近代殖民主義的恥辱標記，舊城市的繁華所裹挾的民族主義創傷，深深地刻入城市的肌理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都市上海被看成是“具有吸引力的現代商業、工業和娛樂業中心”，毋寧將其視為“腐朽文明”的代表。因此當新的“人民的中國”在砸碎舊社會的鎖鏈之后拔地而起時，“消費城市”的屈辱與悲情也終將在“歷史清淤”的實踐中被一一蕩滌。于是，上海也將和許多殖民城市一道，連同它們眩惑的消費魅影“迅速從1949年后的中國文化圖繪上消失或被邊緣化”[9]。

正如研究者所言，消費其實有兩種，一種是生產性的消費，另一種則是非生產性的消費。前者指的是“一個簡單的基本的生產活動狀況”，而后者則表現為“非生產性的耗費，比如“奢侈、哀悼、戰爭、宗教膜拜、豪華墓碑的建造、游戲、奇觀、藝術、反常性行為”[10]，消費的負面意義不言而喻。而在新中國的歷史實踐中，消費只是作為消耗和浪費的負面意義而存在，因而被視為生產的巨大威脅。這種“意識形態的負面位置”的形成，無疑要追溯到上海的“魔都”意象和殖民地歷史，以及由此而生的“消費城市”的頹廢罪惡和民族主義創傷。在《現代的誘惑》一書中，史書美曾指出了上海的“半殖民地”特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文化領域內的“碎片化狀態”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多元化追求”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消費文化的邊界清晰地標志出上海特定的文化氛圍，突出了上海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的性質。上海現代主義中突出的商品崇拜現象反映出：這個半殖民城市是色情和頹廢的游樂場，本身只具有消費性而并不具有生產性。”[11]他借用杜贊奇的觀點，指出“半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消費主義的艷羨，與“殖民意識形態”籠罩下“現代性批判”的缺席密切相關。他進而指出，正是缺乏一種民族主義式的“抵抗”意識，才造就了“對現代性的‘徹底’批判”在中國的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對于現代性的不懈追求”[12]。毫無疑問，這種“抵抗”的缺席恰恰需要左翼激進主義予以療救。正像弗朗茲·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指出的，“摧毀殖民地世界是恰好取消一個地帶，把它埋在泥土的最深處或把它驅逐出領土。”[13]這種慷慨激昂的口號無疑與民族主義立場息息相關。而在中國共產黨那里，“自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晚期的民族主義想象中”，同樣會將上海這座城市引發的“相似的嫌惡感”“視作是民族恥辱和殖民剝削的象征”。用史書美的話說，“共產黨致力于減少殖民主義的痕跡，即便不推倒那些殖民主義的建筑，也要對其市民進行極端的意識形態改造。”[14]左翼的城市批判其實就是在此無產階級立場和民族主義意識緊密勾連中，呼喚出城市的“力”與“美”，從而一掃消費主義的頹靡。在此之中，“機械的頌贊”作為一種療救的方式，成為左翼城市救贖和文化批判的動力所在。

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茅盾就曾對城市“生產”與“消費”的對立提出了質疑。在《都市文學》一文中，茅盾對上海的城市發展有著明確區分，這“不是工業的生產的上海”，而是“百貨商店的跳舞場電影院咖啡館的娛樂的消費的上海”。“上海大發展了，但是畸形的發展，生產縮小，消費膨脹！”接著，這位左翼作家對當時的都市文學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消費和享樂”已然成為“我們的都市文學的主要色調”。在當時的都市文學中，“大多數的人物是有閑階級的消費者，闊少爺，大學生，以至流浪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人物活動的場所是咖啡店，電影院，公園；跳舞場的爵士音樂代替了工場中機械的喧鬧，霞飛路上的彳亍代替了碼頭上的忙碌。”[15]在幾乎寫于同時的另一篇文章中，茅盾這樣談到：“我們有許多描寫‘都市生活’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的題材多半是咖啡館里青年男女的浪漫史，亭子間里失業知識分子的悲哀牢騷，公園里林蔭下長椅上的綿綿情話；沒有那都市大動脈的機械！”在他的未來展望中，城市的形象是這樣被勾勒的：“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機械將以主角的身份闖上我們這文壇罷，那么，我希望對于機械本身有頌贊而不是憎恨！”[16]這種“機械的頌贊”背后，表明了茅盾對“消費城市”所造就的“資本主義泥坑”的拒絕，也潛藏著這位左翼作家對工業化城市的“力”與“美”的呼喚[17]。這種呼喚伴隨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訴求和療救民族創傷的渴念，在1949年之后的工業題材文學中得到了鮮明呈現。

二 工業化城市的“力”與“美”

由于某種半殖民地的特性，在1949年以前的城市文學中，工業題材都是“缺席”的。盡管茅盾在《“現代化”的話》一文中，曾描繪過“中國輕工業的要塞”——楊樹浦一家中國紗廠的生產景觀。他用詩情的筆觸描畫了機器和“花衣”工場的細節：“黝黑晶亮、蹲著的巨人似的機器，伸長了粗胳膊”[18]，但是這種對機器的贊美之中，明顯包含著茅盾深沉的民族主義感情。因為對他而言，機器固然很美，“但是上海林立的紗廠和煙囪并不是中國人的，而是日本人的，是日本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見證，上海并未工業化、現代化。他呼喚中國民族工業發達，走上真正現代化的道路。”[19]而與這種“匱乏”相伴隨的，必然是屈辱和批判。因此，彼時的工業題材文學多表現為民族主義式的城市批判。比如，在一本題為《春風沉醉的晚上》的“1919—1949工業題材短篇小說選”中，編者就曾試圖編選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工業題材短篇小說選”。該選集收入了丁玲的《消息》、歐陽山的《七年忌》、草明的《傾跌》《沒有了牙齒的》、肖軍的《貨船》、樓適夷的《鹽場》、康濯的《工人張飛虎》，以及雷加的《鱔魚》等若干短篇小說。用編者的話說，通過這部小說集，“我們可以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的一些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也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面。這些小說，對于當代工業題材的專業作家以及工人業余作家，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嚴格說來，這些反映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小說，很難歸入“工業題材”和城市小說的行列，尤其是像郁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這種以城市邊緣人、貧民窟的勞動婦女為寫作對象的小說，僅僅是在小說結尾之處聽到了“工廠的汽笛”，就將其歸入“工業題材”，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回答洪子誠先生有關十七年城市書寫被嚴格窄化為“‘工業題材’創作”，“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而且“大多顯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經驗的作家手里”[21]的問題時，其回應便顯得合情合理。因為在此之中，工業題材小說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左翼文學理想的實現，即城市的“力”與“美”的呈現。對于1949年之后的工業題材文學而言，“力”與“美”的選擇，與建國初倒向蘇聯的建設策略有關，即與導向重工業的生產傾向有關，體現了落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急迫與焦慮。重工業的“當務之急”，使得建國以后的工業題材文學多集中在礦山、鋼鐵等“要害部門”。比如草明的《火車頭》和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就表現了鐵路工人開天辟地的勞動熱情；周立波的《鐵水奔流》、艾蕪的《百煉成鋼》、草明的《乘風破浪》、胡萬春的《鋼鐵世家》和程樹榛的《鋼鐵巨人》等，都集中呈現了鋼鐵工人忘我的生產斗爭場面，蕭軍的《五月的礦山》、周良思的《飛雪迎春》和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則敘述了礦山工人的壯志豪情；而張天民的《創業》講述的則是石油工人的創業精神；此外，還有其它工業戰線上各行各業的車間文學，比如劉彥林的《東風浩蕩》（制藥廠）、李良杰、俞云泉的《較量》（生產車間）、雷加的《潛力》三部曲（造紙廠），以及焦祖堯的《總工程師和他的女兒》（動力機廠）等。

在這些反映“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的勞動和生活，工廠、礦山、建設工地的矛盾斗爭”的小說中，城市工業生產成了重要的表現對象。而此中尤為重要的是鋼鐵的形象及其文學意義。就小說而言，鋼鐵不僅與國防建設有著密切關聯，更是“力”與“美”的表征，是國族生命力的隱喻。1949年6月，劉少奇在論述新中國的財政經濟政策時指出：中國要工業化，路只有兩條：一是帝國主義，一是社會主義。因此，表明新中國初期處于“恢復時期”的工業建設，其中鋼鐵工業是新中國工業化建設中優先發展的基礎工業。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鋼鐵這一現代化意象所包含的政治隱喻，突出地體現在“超英趕美”這一口號的民族主義立場和意識形態爭辯之上。“超英趕美”被認為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動機之一，當時有著“以鋼為綱”“三個元帥”“兩個先行”的說法，其中的“三個元帥”指的便是鋼鐵、機械和糧食；“兩個先行”亦指鋼鐵與機械。為此，宋慶齡曾這樣描述鞍山鋼鐵廠的偉大形象：“在東北，歷史最悠久而且最著名的工業也許要算鞍山鋼鐵公司了。當我們在參觀這座龐大的鋼鐵工廠的時候，那種有組織的社會生產給我無限的激動，使我口噤不能說話。我不由得憧憬著中國人民的前途，正如鋼鐵一樣的鍛煉……鋼從巨大的桶里傾出，噴射出碩大無比的火花，照耀了滿天。我心里不由得想到：‘這是中國的生命力’。”[22]于是，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被國家理解成為工業化，而重工業也開始成為國家欽定的文學題材。這些無疑都規約著當時作家們的城市想象，同時也規約了他們觀察城市的立場。

相較于“消費城市”的繁華勝景而言，“生產城市”的簡樸外觀顯然“乏善可陳”。因此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城市的消費景觀在十七年的文學書寫中被工業化所取代，從而順理成章地“失去了不少審美內涵”。然而即便如此，其工業化的旨歸連同其世俗魅力的呈現，依然使得“生產的城市”煥發出遠勝鄉村的吸引力。比如在《創業史》《金光大道》等農村題材小說中，主要人物常常在兩種價值選擇之間糾結徘徊：“國家工業化”，還是“農村集體化”？這雙重的合法性令人無法抉擇。在此之中，城市總是對農村青年構成了“致命的誘惑”[23]。當然，這種“誘惑”或許與左翼文學傳統中農村題材作家對城市的“狹隘”想象有關，即在不經意的城市抗拒中誓死捍衛一種樸素的鄉村本位主義。然而，在工業題材文學中，這種捍衛顯然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松動，即城市的合法性逐漸開始顯現。比如，在《百煉成鋼》里的張福全那里，都市娛樂的吸引力便值得重視，它們顯然遠勝鄉下“午飯后躺在樹蔭底下，愜意地睡一覺”的悠閑生活。此外，“低矮的房屋，晚上到亮不亮的油燈”，也讓他覺得悶氣，而“村里人尊敬、羨慕的眼光”，終于讓他感受到了工人階級的無上光榮。作為城市工人，張福全卻難以克服身上殘存的農民弱點，而物質主義的欲望則左右著自己的價值選擇，由此沉浸在“工人已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的算計之中。與張福全不同，同樣來自農村的城市工人秦德貴、李少祥，則似乎在“社會主義新人”的意識形態構想中從容屏蔽了城市物質主義的侵蝕。較之張福全，秦德貴、李少祥的思想認識更加純粹，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就是工業題材文學一直呼喚的“城市里的梁生寶”和“工廠里的高大泉”，其堅定的價值選擇特別耐人尋味。

在《創業史》《三里灣》等農村題材小說中，鄉下人對城市的向往總是被當作某種物質主義的追求而給與負面的評價，但在《百煉成鋼》《乘風破浪》等工業題材小說中，這種城市物質主義的合法性卻得到了極大改善，盡管城市的欲望在反面人物身上仍然偶有表現，但這里的價值選擇似乎開始表現出城鄉兼顧的特點來。比如在《乘風破浪》中，面對即將進城的李少祥，小蘭傾訴了自己的擔憂，并透露出對城市生活的艷羨：“人家說城里的水和鄉下的不一樣，人們喝了城里的水，就不喜歡鄉下，只喜歡城里，把鄉下忘記啦。”然而，我們的主人公李少祥終究留下了對鄉土的承諾：“城里的水喝上十擔、一百擔，也不會變心。”他的選擇當然得到了李大爺的支持，在此，后者形象顯然代表著鄉土文明的“守夜人”的角色[24]，“鄉下人去建設祖國，工業化，這是好事，少祥他們這些孩子會好好干的。”[25]于是在此，城市的負面形象逐漸隱去，盡管這種城鄉倫理的價值焦慮依然存在。

至此，工業題材文學中的城市形象，終究開始煥然一新了。城市的現代性面向不斷彰顯，它不再是“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的“怪獸”，而是“寬大的柏油馬路”，“林園似的學校”和“云煙沖天的工廠”組成的“童話的國度”。這個“童話的國度”不禁令那些進城的招工農民充滿了希望，作為城市的新主人，他們投身國家工業化的偉大豪情，終究開始遮蔽城鄉二元背景中事關金錢、身份和地位的“差異政治”。于是我們看到，在《我們夫婦之間》《上海的早晨》等小說中作為消費主義遺跡出現的城市生活空間，逐漸被工業題材文學中的“公園”“工廠禮堂”和“工人俱樂部”等新的，也是更“衛生的”娛樂空間所取代。而一派不同于以往的城市新特征也開始被建構出來，它們牢牢地將城市建立在勤儉和美德，抑制消費，并且張揚勞動與生產的基礎之上。這種新型的“生產的城市”顯然不同于既有的城市類型劃分，而看上去更像是一種“擴大了的鄉村”。以至于理論家詹姆遜這樣評價1949年至“文革”時期中國的城市改造，“他（毛澤東）愿意中國擁有和發達國家同樣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超英趕美），卻同時希望將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科技所附帶的社會后果——經濟、金融和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倫理道德、文化及審美意識形態等——拒之門外。雖然這種現代化模式推行了很短的時間就顯出了其烏托邦的性質，但它畢竟支配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間的中國社會發展。其間，中國工業產值大幅提高，國家致力于現代化，卻用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代替經濟方式和手段，干預、限制其自主性，因此，盡管此時中國社會城市化比例較歷史有相當的提升，城市人口激增，但城市的性質，卻更多地回到前現代形態（即以行政和軍事為中心的形態）。”正如他所言，這種“前現代”的城市將“鄉下的乏味，農村的愚昧”保留了下來，并且“轉移到一種不同的城市，一種不同的社會現實”[26]之中。這種新的城市建構顯然與新中國之初匱乏的物質條件密切相關，背后顯示出的是改造“消費城市”的堅定信念。

三 共同體與社會主義新城

劉再復曾這樣評論毛澤東時代及其文學：“奇怪的是，這一時期的幾乎所有城市小說都相當乏味。階級斗爭貫穿、滲透了所有城鄉空間。從這一角度來說，鄉村與城市的觀念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都沒有多大變化，只不過城市取代鄉村，成了實際政治中心。”[27]盡管這樣的論斷包含著一種“后社會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偏見，卻也指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毛澤東時代的城市幾乎還保留著“鄉下的乏味”和“農村的愚昧”。而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城市這種現代性的結構而言，也幾乎悖論性地保留了鄉村的共同體結構。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理解，僅僅擁有共同的種族或語言，還算不上是“共同體”，只有讓社會成員在某種方式上互相聯系，在他們之間產生一種的社會關系，進而感覺到共同的生存境況與后果，這才會出現所謂的“共同體”。進一步說，只有讓社會成員在實踐上頻繁互動、緊密聯系，情感上彼此認同、相互守望，共同體內部的美好感覺才能得以維系。相反，共同體的解體則與社會聯系紐帶的斷裂密切相關。對此，韋伯實際上提出了“共同體化”與“社會化”這一組概念。所謂的“共同體化”，指的是一種主觀上感覺到參與者們共同屬性的團體，這種共同屬性可以建立在某種情感的基礎上，也可以建立在傳統的血緣關系上。而“社會化”指的是將社會行為的調節建立在理性的利益平衡與利益結合之上的團體[28]。顯然，這一組“共同體化”和“社會化”的概念來源于社會學家費迪南德·滕尼斯在其名著《共同體與社會》中對人類社會群體形態的描述。滕尼斯認為，“共同體”具有極強的內聚力，但社群內個體的特性及訴求往往淹沒在集體意識之中；而“社會”組織的結構要素具有鮮明的個體化傾向，但群體內部彼此間的聯系卻較為松散。同樣，這種“共同體”和“社會”之間的對立，亦可以用“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這一對概念來理解[29]。

以韋伯的社會學思想來看，“共同體化”與“社會化”是截然相反的兩個過程，現代化無疑指的是后者，這是一個不斷去情感和去傳統的“社會化”過程。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之中，原有的“共同體”不斷趨于瓦解，只留下人們對昔日脈脈溫情的懷念。這就像齊格蒙特?鮑曼在《共同體》一書中所描述的，“共同體總是好東西”，總會給人留下許多美好的感覺：溫馨、友善、相互依靠、彼此信賴。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現代社會之中，“‘共同體’意味著的并不是一種我們可以獲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種我們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今天，‘共同體’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個我們熱切希望重歸其中的天堂，因而我們在狂熱地尋找著可以把我們帶到那一天堂的道路——的別名。”[30]在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原有的鄉村宗法制度逐漸消失，整個社會在一種“祛魅”的過程中不斷消解共同體的邊界。在此之中，鄉村的血緣聯系，社區的鄰里溫情和一切集體主義的凝聚力都開始煙消云散，而新的“法理社會”所崇尚的則是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理性與自我持存。就像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這無疑是現代性的饋贈。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伴隨著一個從“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的過程。然而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現代化（社會化或城市化）的過程則似乎有著更為復雜的軌跡，毋寧說體現出汪暉、李楊等人所指出的“反現代的現代性”特征，反映到城市建設上則突出地表現在要在城市里建設一個共同體社會。盡管中國共產黨在1958年掀起的城鄉人民公社化運動遭到歷史學家們的諸多質疑，但在冷戰的歷史氛圍之中，人民公社以其自身的方式將國家經濟效益與社會共同體的政治認同感的提高融為一體，又確實有著極其特殊的意義。

以文學的方式講述城市共同體的故事，在“大躍進”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并不鮮見。沈浮等編劇的電影文學劇本《萬紫千紅總是春》便是以“一九五八年”為敘事背景，講述了一個上海里弄的家庭婦女如何在“大躍進”運動中“走出家庭”的故事。電影（也是在生活中）的核心情節是所謂的“里弄生產組”。在蔡翔先生看來，這一生產組，不僅承擔了為國營工廠加工的任務，同時它所賦予的勞動權利也有著“解放婦女”的重要意義[31]。與小說《李雙雙小傳》中農村合作社的敘事情節相似，以城市合作社運作情況為背景的《萬紫千紅總是春》也展現了合作社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問題，從而在“城市共同體”之中別開生面地提出了一個“家庭婦女參不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小說以敘事的形式展現了“城市共同體”與個人社會之間的矛盾。其中主要講到了鄭寶卿、蔡桂貞夫婦之間就是否參加集體勞動所產生的矛盾。故事中，丈夫鄭寶卿處處體現出對私人生活的強調，“不吃食堂，家里的事不能耽誤，晚上回家不許過九點鐘。”妻子蔡桂貞則與之相反，體現出“舍小家，顧大家”的集體主義熱情。當然故事最后，個人和集體之間的矛盾通過生產的發展得到了妥善解決，以證明在城市共同體之中，家庭生活服從于集體生產的代價是值得的。在此，工廠不僅是一個營利性的企業，更成功扮演了一個營造社會共同體的政治空間。不僅僅是《萬紫千紅總是春》，1950至1970年代的其他工業題材作品中，工廠不僅組織企業生產，還自行組織托兒所、公共食堂，學校等等，這些制度形式將工人們的生產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而建構出一個城市共同體社會。盡管現在看來，“企業辦社會”的方式在意識形態轉型的80年代遭受諸多質疑，但在此共同體之中，工廠所創造出的凝聚感和認同感卻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從個人角度來說，集體生活固然侵占了個人的生活空間，但集體的庇護卻奇跡般地具有激發個人主觀能動性和勞動熱情的重要功能。就這一點來看，特定年代的政治實踐與文學想象，值得我們重新思索。

注釋：

[1] “消費城市”與“生產城市”亦是馬克斯·韋伯在梳理“城市的概念與類型”時提出的一組概念。但在韋伯那里，“消費城市”被視為那些以其“各種類型大消費者的存在（盡管其收入來源各異）”，而“對當地工業生產者及商人的營利機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城市；而“生產城市”則指的是那些“人口及其購買力的增加取決于建于當地（提供城外所需物資）的工廠、制造廠或家內工業”的“近代的類型”的城市。因此，與本文所論及的“消費城市”、“生產城市”有著不盡相同的內涵。參見馬克斯·韋伯《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康樂、簡惠美譯，第6-7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 R.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第71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 毛澤東：《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 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人民日報》于1949年3月17日發表社論《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1949年4月2日又發文《如何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

[6] 《貫徹重點建設城市的方針》，《人民日報》“社論”，1954年8月11日，第1版。

[7] 毛澤東：《把軍隊變成工作隊》（1949年2月8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毛尖譯，第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9] 轉引自孫紹誼《想象的城市——文學、電影和視覺上海（1927—1937）》，引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10] 喬治·巴塔耶：《耗費的觀念》，汪民安編《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第27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1] 史書美：《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何恬譯，第30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12] 史書美：《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何恬譯，第178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杜贊奇將現代中國缺乏對（西方）現代性之強烈批判的原因歸結為殖民控制的間接性。在印度，與殖民意識形態的充分遭遇催生了像甘地這樣的人，他們創造了一整套反現代和非現代的話語。但是，中國與殖民意識形態的遭遇卻呈現為另一種形態：“在中國，帝國主義的存在當然受到普遍痛恨，反帝則是20世紀前50年中國一切政治運動的核心。但是，在中國大多數地區，由于沒有形成制度化的殖民主義，因此，這意味著無論對殖民者還是對被殖民者來說，都沒有像印度或其他淪為直接殖民地的國家那樣強烈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反帝主要是在政治經濟層面上，從人民的自我認識中根除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并非當務之急。”參見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高繼美等譯，第22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3] 弗朗茲·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萬冰譯，第7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4] 史書美：《現代的誘惑：書寫半殖民地中國的現代主義（1917-1937）》，何恬譯，第26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15] 茅盾：《都市文學》，《申報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5月15日。

[16] 茅盾：《機械的頌贊》，《申報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15日。

[17] 對此，有研究者指出，“茅盾理想中的城市是以機械化為主的工業發達的城市，而不是消費的、商業占主導地位的城市，這表明茅盾對工業文明的肯定”。在其看來，茅盾在《鄉村雜景》中對火車充滿神秘和詩情畫意的描寫，在《少年印刷工》中通過印刷工趙元生表現對于大機器的向往和贊美之情，都是對此的表現。參見陳曉蘭《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以左拉和茅盾為例》，第172-173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8] 茅盾：《“現代化”的話》，《申報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5日。

[19] 陳曉蘭：《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以左拉和茅盾為例》，第173-17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20] 參見郁達夫等《春風沉醉的晚上——1919-1949工業題材短篇小說選》，前言，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

[2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3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2] 宋慶齡：《新中國向前邁進——東北旅行印象記》，《人民日報》1951年5月1日，第2版。

[23] 《創業史》中的徐改霞報考國棉三廠這一獻身國家工業化的“崇高思想”中，就夾雜著對城市物質文化的迷戀，“她似乎是追求工資奉養寡母的鄉村閨女，她似乎是很希望嫁給一個在城市生活的小伙子。結婚對她，似乎只不過是每月幾十塊人民幣，一雙紅皮鞋和一條時髦的燈芯絨窄腿褲子的集中表現而已！”與此類似，《金光大道》（第一部）中的朱鐵漢后悔沒和高大泉一起去北京，“我那會兒要是和他一塊兒去北京，春節工廠放假，往戲園子、電影院一坐，多美！”另外，高大泉的“北京之行”也常常被人誤解為“走的另一條發家的道兒，留在北京當長期工人”。

[24] 參見楊慶祥對路遙《人生》中德順老漢形象的分析。楊慶祥：《路遙的多元美學譜系——以〈人生〉為原點》，《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

[25] 草明：《乘風破浪》，《草明文集》（第四卷），第978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

[26]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文化轉向》，胡亞敏譯，第6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7] 轉引自張英進《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構形》，秦立彥譯，第269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28]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林榮遠譯，第70-72頁，商務印書館，1997。

[29] 費迪南德?滕尼斯：《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上，第57-69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30] 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歐陽景根譯，第1-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1] 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一書第五章第四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