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幾年來，生態文學逐漸成為中國文學新的生長點，形成勃興局面。中國生態文學具有獨特的淵源和哲學根底、內涵特質與類型樣式，顯示出獨特的價值和中國表達。辨析生態文學的中國模式及特質，剖析其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可以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提供一些理論支撐。

關鍵詞：生態文學 特質 中國表達

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科學家們的初步研究結論是：這種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的新發病毒源自自然界，是從動物身上經由中間宿主傳染給人。這次重大疫情讓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不能隨心所欲地對待自然和生物，尤其不能濫殺濫食野生動物，人類在傷害野生動物、破壞自然和生態的同時，勢必會給自身的性命及生存安全帶來嚴重危害。因此，善待自然、善待生態，與生態和諧共生、與自然和睦相處理應成為中國和全球持之以恒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發展戰略。

得益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項基本的國家發展戰略，生態文學近年來在中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獲得了令人矚目的長足進步，無疑已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生長點和增長點。反之，生態文學的興盛也有力地推動了生態文化的發展，促進了生態環保意識、生態環保觀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精神和智力支撐。中國生態文學具有獨特的淵源和哲學根底、內涵特質與類型樣式，顯示出獨特的價值與中國表達。

一、生態文學的勃興

生態文學的勃興，是當前文學創作領域不容小視的現象。近些年來，涌現出了許多有影響的生態文學作品，陸續摘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學獎項，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繼肖亦農的報告文學《毛烏素綠色傳奇》先后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和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之后，徐剛的《大森林》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李青松的《一種精神》《烏梁素海》《薇甘菊——外來物種入侵中國》、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哲夫的《水土中國》、陳啟文的《穿越共和盆地》、陳應松的《一個人的森林》等獲得了徐遲報告文學獎、《中國作家》報告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優秀作品）等獎勵。《中國綠色時報》自2009年起連續舉辦了九屆“十大生態美文評選”，每年從報紙上刊發的數百篇作品中評選出十篇生態美文予以獎勵，其中不乏像梁衡、蔣巍、王宗仁、陳祖芬、陳世旭、徐剛這樣的名家，在林業系統和文學界產生了積極反響。2017年，由國家林業局牽頭，成立了中國林業生態作家協會。據介紹，目前該協會擁有會員300余人，其中中國作協會員30余人、省級作協會員150余人，創作活躍，成果豐碩。生態文學作家隊伍已逐漸凸顯并不斷壯大，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同時登場的局面。而生態文學的發表園地也在逐漸拓展，除了《綠葉》《生態文化》《中國綠色時報》在竭力推出生態文學新作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和一些重要的文藝類出版社也在積極發表出版生態文學作品，這都為生態文學的興盛創造了良好條件。

2017年8月，河北的塞罕壩突然成為社會公眾和許多作家關注的焦點，接連出現了一批反映半個多世紀來塞罕壩機械林場建設卓越成就、表現生態文明主題的報告文學。李青松的短篇報告文學《塞罕壩時間》在創作完成后不到48小時即由《人民日報》于8月11日刊發，后又被《新華文摘》轉載，引起較大反響。在此前后，8月4日新華網發表了郭香玉的《塞罕壩，京城綠色屏障的前世今生》，9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蔣巍的《塞罕壩的意義》，10月20日《中國藝術報》發表了張秀超的《塞罕壩，這樣走來》。

隨后，河北作家馮小軍和堯山壁更是以塞罕壩為題材，創作出版了長篇紀實《綠色奇跡塞罕壩》。該書生動描寫了河北塞罕壩林場的建設者們55年來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上艱苦奮斗、甘于奉獻，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鑄就了牢記使命、艱苦創業、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他們的事跡感人至深，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生動范例。在塞罕壩機械林場，半個世紀間，成千上萬人堅持不懈地做好植樹造林、建設綠水青山這樣一件事情，將一棵樹的文章做到極致，最終成就了一番偉大事業，綠化了一大片國土，將森林覆蓋率提高到了80%，創造了“華北綠肺”的人間奇跡，每年涵養一億多立方米的水源，創造了數以百億計的生態和經濟價值，富裕了一方百姓，為首都筑起了嚴密牢靠的綠色屏障。綠色理念、綠色信仰、綠色奇跡，是支撐他們的強大精神力量。當前我國不少地區仍面臨生態惡化，塞罕壩機械林場半個世紀的艱苦實踐，為今天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樹起了一道很高的標桿。生態文明建設是統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一環，是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的基礎與保障。為生態謀，乃為子孫萬代謀；為環境計，是為國家昌盛富強計。

北方聚焦塞罕壩，南方聚焦安吉縣。浙江省安吉縣的余村是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工作期間，于2005年最早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科學論斷的地方，被譽為“兩山理論”的發源地。何建明以安吉余村近12年生態建設成就為主題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那山，那水》在《人民文學》2017年第9期首發，隨即由紅旗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在很短時間內就加印了三次，發行量超過12萬冊。作者通過深入實地采訪，生動形象地描繪了十幾年來余村和安吉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科學思想指導下，堅定不移地走生態立縣、可持續綠色發展的道路，創造了堪稱蘇杭之外的人間“第三天堂”的美景，為中國鄉村改革發展及未來走向提供了一份新樣本、一個新路標。在作者筆下，安吉徹底轉變“靠山吃山”、唯GDP是瞻的片面落后的發展理念，堅持養山富山，建設“綠富美”的美麗鄉村。余村則遵循習近平同志的指示，徹底關停礦山水泥廠，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生態經濟，依托新型農業、休閑旅游、白茶竹地板等贏得市場效益。作者從余村和安吉出發，深入探究生態立省在浙江的成功實踐，思索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深化改革推動發展歷史新征程中所發揮的重要而關鍵的作用。在描繪余村和安吉的傳奇性變革時，何建明著重選取和抓住普通農民發家致富的典型范例，凸顯一方百姓如何在新的改革發展理念指引下，走上生態和諧的發展新路。這其中，一個個人物及其身上的勤勞、頑強、奮斗、拼搏的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如溪龍鄉黨委書記葉海珍，經過艱難摸索，找到了白茶興鎮的道路，克服了資金、種苗缺乏，農民種植理念滯后等種種困難，最終成就了“一片樹葉，富了一方百姓”的當代奇跡。被譽為“生態公民”的俞金寶開辦獨特的生態農場，走上了致富之路。任衛中的土房子建筑也讓游客贊不絕口，為自己贏得了財富。陳永興則做足安吉竹海的竹子的文章，通過生產竹地板、竹產品帶領鄉親們一起致富，安吉竹子亦因入選李安拍攝《臥虎藏龍》的外景地而名揚天下。他們的成功，既是科學理論指導的成功，更是一代有作為、敢作為的新型農民的成功。安吉和余村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條閃光的新路。

一批又一批生態文學作品的紛紛出爐，并陸續產生廣泛社會影響，表明生態文學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新的重要生長點，生態文學創作亦已成為當今文壇的一大熱點。

二、生態文學繁盛的原因和根底

生態文學的興盛是中國現實發展的呼喚與內在需要。在當前中國倡導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在國家倡導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生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其重要性和價值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重視。

20世紀80年代，與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相伴隨的是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忽視，大氣、水、土壤的污染日趨嚴重，環保問題日益凸顯，生態面臨嚴峻威脅。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提出“再造一個秀美山川”，到2000年以后美麗中國、綠色中國建設，從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科學發展觀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理念的轉變，徹底改變了落后的發展觀念，提升了生態文明的地位，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態文學的生機與活力。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之后，黨中央對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堅定踐行，從根本上扭轉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增強了生態意識，生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并正在逐步凝聚成全社會的共識。時代的發展進步造就了生態主題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生態文學風華正茂，綠意盎然。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尤其是報告文學，更是時代最忠實的追隨者與記錄者。在反映和體現全新的發展理念和時代變遷方面，生態報告文學一馬當先一枝獨秀，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與此同時，其他體裁和樣式的生態文學作品也出現了繁榮局面，產生了一批優秀之作。

文學是人學，是距離人類自身最近的學科，是以人為本、以生命至上為人類生存發展理念的一種藝術表達。生態文學是以生態作為創作和表現對象的一種文學形態。生態就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生活的自然環境、基礎和條件，是人的生活之需、生存之要、生命之本，它包括大氣圈、水圈、動植物生物圈，也就是與生命活動和人類活動息息相關的整個地球背景。人從屬于置身其中的自然與生態，人和他所生活的動物植物等自然萬物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與生態須臾不可分割。因此，生態文學其實也是人學，是最貼近人自身的一種文學樣式。生態與文學可以完美地統一于人，作用和服務于人。人們關心和喜愛生態文學，其實就是在關心和關注人的生存，關注人本身。生態文學可以深入反映保護生態、維持自然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的狀況，推動深刻的批判和深沉的反思，承擔起文學反映現實、撫慰人心、啟發思考的社會責任。

中國生態文學的興盛與其悠遠的歷史相關。從《詩經》和《楚辭》對自然景物細致而生動的描寫，到古代文人墨客所寫的山水詩、田園詩，再到陶淵明的名篇《桃花源記》，都可以說是較早的生態文學，包括古人所寫的一系列的風景景物記、游記等，從戰國時的《山海經》到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從唐朝柳宗元的《小石潭記》到明朝的《徐霞客游記》，記述游歷山川河流，描寫花鳥蟲魚、動物植物和大千世界林林總總的作品，古代的生態文學作品主要以詩歌和散文為主，有著深厚的傳統根基。

生態文學的繁榮興盛與中國傳統哲學和美學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自古就有天人合一、天行健、道法自然、以和為貴、人與自然和諧與共、美即和諧、和諧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等和合哲學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思想，這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厚重積淀，是沉淀在每一個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構成了中國生態文學的哲學和美學基礎。可以說，中國具有重視生態和環境的優良傳統，重視自然與和諧。中和、協和、平和，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要義，也是生態文學的根本主題，這種思想和文化傳統無疑是中國生態文學的基石。

中國生態文學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的聯系。外國生態文學的發展理路、歷程，外國作家和哲學家等的生態文明思想和觀念，都對中國作家產生了有益的啟示，為中國生態文學提供了鏡鑒。梭羅的《瓦爾登湖》、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熱愛生命》、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等文學作品都有效地拓展了中國作家的視野，帶來了深刻的啟發。

生態文學的勃興也是中國生態文學數十年的創作積淀和作家們的主動選擇、積極創新的結果。作為一種新穎而具有吸引力的創作新樣態，在生態環境日益受到全社會關注的同時，生態文學也日益受到越來越多作家的關注和青睞。文學界出現了一些主要或專門從事生態題材創作的作家及研究者。通過創作和評論方面的潛心探索，中國生態文學有了日漸豐厚的積淀，有了較為豐富的創作經驗與理論總結，專門的研究論文和專著不斷出現，創作觀念和思路的突破，也有力地助推了生態文學創作。而由于生態文學存在著許多亟待開墾的處女地和新領域，因此作家在題材、主題方面的創新可能性亦較大，在作品的表現形式、敘事方式、技巧等方面，作家們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國生態文學的方興未艾。

三、生態文學的豐富內涵及其類型特點

從廣義上說，凡是以自然生態和生態文明作為描寫表現對象的文學作品均可歸入生態文學。李青松認為：生態問題催生了生態文學；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和擔當。這是從考察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生態文學而得出的結論。在這一時期，率先出現的一批堪稱生態文學代表性的作品如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傾聽大地》《沉淪的國土》《江河并非萬古流》《中國風沙線》《中國：另一種危機》《綠色宣言》等，關注中國的森林濫伐、風沙肆虐、國土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以鮮明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贏得文壇矚目，從而為生態文學的確立與崛起奠定了基礎。但是，如果從更長遠的文學歷史坐標上看，生態文學的孕育與發生，顯然是源于人與自然的密切關系和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從當下可以讀到的文本上看，生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無疑是人與生態或者自然環境與人的關系，是保護環境生態以更好地服務于人類自身的最高利益，其核心依舊是人，是以人為中心，以人的根本利益為旨歸。作為一種人學，生態文學同樣注重表現人類的活動與生態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生態制約著人類，人類改變著生態。在這個矛盾運動過程中，存在著最高的自然法則、生態法則以及人類利益法則，即人類的一切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違反這一鐵律，人類便會受到自然生態的懲罰；遵循了這一規律，人與生態便能和諧共處共同發展，生態就能為人類造福。生態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生態環境，而依舊是人自身。

從題材內容上看，生態文學可以區分為植物文學（包括森林文學）、動物文學、大自然文學（側重于從大自然的整體角度進行書寫）、生態文明建設或環境文學（包括生態問題報告文學）、水文學（包括水資源文學、水利文學）等。生態文學的體裁樣式則囊括了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

植物文學，以植物為創作對象或作品主角，如賈祖璋的名篇《南州六月荔枝丹》《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楊朔的《荔枝蜜》《茶花賦》這樣的美文，也包括了一些關于植物的介紹說明文，一些以鄉土植物、野菜、莊稼作物等為主題的散文。梁衡近些年來踏尋采寫的“中華人文森林系列”散文，包括《周總理手植臘梅賦》《一棵懷抱炸彈的老樟樹》《天人合一鐵鍋槐》《死去活來七里槐》《中華版圖柏》《左公柳：西北天際的一抹綠云》《這一片幸存的原始林》《帶傷的重陽木》等作品，聚焦人文意蘊深厚的古木名樹，生動傳神，趣味盎然，獨具一格。

徐剛的《大森林》是近年來生態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獲。魯迅文學獎對徐剛的《大森林》的授獎詞是：“《大森林》具有雄渾的史詩品格，融匯多學科知識，指點江山，縱橫捭闔，梳理、描繪了中華民族與森林相生相依的歷史與傳統，有力地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徐剛在《獲獎感言》中說：“自然文學的探求使我漸漸地感到有一種國家、民族和土地的使命在。30年來我在山水之間跋涉、與農人對話，隱約感到如同中國最早的詩沒有作者名字一樣，有多少詞語是由大地涌現，然后借作者之口說出成為‘向著天空開放的花朵’（海德格爾語）。有很多時間我是傾聽：傾聽種樹者說，傾聽治沙者說，傾聽胡楊林中拾柴人說，傾聽帶著泥土芳香的各種方言，其中有快樂，有艱困……還有的時候我獨自徘徊欣賞著那些獨特的風景，如祁連山冰川雪線與騰格里沙漠的對峙，如塔里木河胡楊林中那棵枯死后千年不倒的胡楊樹，還有‘魔鬼城’拔地而起的雅丹地貌……荒涼和寂寞的啟發是只有在荒涼和寂寞之地才會發生，那些戈壁灘上大大小小的石頭是誰擺放的呢？為什么這樣擺放？石頭間的一根野草開著一朵無名的野花，它從來不曾想過會得到贊美，我自開放、我自鮮艷、我自凋零，在那人跡罕至之處，使命使然也。如此這般，草木使我有了根的感覺，因而我又幸運地感覺著大地深處的涌動、詞語的涌現，然后我會藏之于心靈、浸潤在我對大地母親的熱愛中，我的筆端總是帶著這樣的愛流淌在稿箋上。感謝我踏訪過的山林江河大漠農人，沒有這一切，哪有《大森林》？”——這既道出了這位長期從事生態文學創作的作家的心聲，也是生態文學創作的真諦：追尋人與自然的生命相依、命運與共。

動物文學，以動物為創作對象或作品主角。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動物小說，如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楊志軍的《藏獒》，姜戎的《狼圖騰》，沈石溪、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兒童動物小說，也包括諸如方敏以熊貓為敘述者的紀實文學《熊貓史詩》、韓開春曾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科普作品《蟲蟲》、胡冬林的森林動物題材作品如散文《狐貍的微笑》等。大自然文學的代表作家是劉先平，他的《走進帕米爾高原》《美麗的西沙群島》《云海探奇》《千鳥谷追蹤》《山野尋趣》《黑葉猴王國探險記》等大自然題材的探險紀實和探險小說等，大多具有科普的性質，他的有些作品亦可歸入動物文學。

生態文學還包括海洋文學，如鄧剛的小說《迷人的?！?。水文學是近年來出現的創作新現象。一批以水資源及其開發利用和保護為主題的紀實作品產生了較大反響，如哲夫的《水土中國》、秦嶺的《在水一方》、裔兆宏的《美麗中國樣本》、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大河上下——黃河的命運》等。水是生命之源，這些以水為題材的作品也是生態文學的重要組成。

生態文學中所占比重和產生社會影響更大的是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問題的紀實作品，如何建明表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主題的《那山，那水》，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是反映生態建設主題的代表性作品。生態問題報告文學分量很重，更易引人警醒啟人深思，譬如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報告中國，我們將失去長江》、李林櫻的《生存與毀滅: 長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啊，黃河：萬里生態災難大調查》、哲夫的“江河三部曲”《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蔣巍的《渴》、陳廷一的《2013霧霾挑戰中國》《國土之殤 : 重磅出擊中國生態文明敏感話題》等作品。

生態文學作品在反映人對自然生態的開發、改造、利用和影響方面，可以區分為正向反映與反面警示兩大類型。這些作品的創作都遵循了一個基本的生態文明的倫理和邏輯，即：人類從屬于生態，是自然生態整體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應該且必須和諧相處。換言之，自然生態可以為人類所用為人類服務，但是人類的開發利用決不能超越生態的承載量或總負荷，不能打破生態的平衡穩定。這是大地倫理，是自然生態邏輯。有一部分生態文學反映的正是人類如何科學保護、合理開發利用生態，建構綠水青山、美美與共、天人合一式的生態文明，這是作者正面贊頌、謳歌或弘揚的典型。譬如那些描寫美麗中國、綠色中國建設，積極踐行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理念的紀實作品，如何建明的《那山，那水》，一合的《中國葫蘆峪》，吉成、木丁的《云南美: 關于云南生態環境的報告》。這些正向反映的作品除了謳歌我國生態建設輝煌成就，為綠色中國、美麗中國、生態文明鼓與呼之外，更重要的是弘揚人物身上所彰顯的寶貴精神。譬如李青松的《一種精神》講述一位原本腰纏萬貫的富翁喬建業一根筋式地投身種樹事業，最終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生態面貌，表現的正是主人公身上的執著、堅韌、頑強和造福社會的精神。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通過毛烏素沙漠幾十年間從沙漠變為綠洲的人間傳奇，凸顯了以寶日勒岱、殷玉珍等為代表的治沙英雄身上那種絕不向苦難低頭、立志改變命運的勤勞、智慧、勇敢、奮斗的民族精神。

那些重在揭示生態問題及困境的紀實作品，顯然具有反面警示的作用。這些作品包括揭露批判型和懺悔贖罪型。作家通過深入采訪，描寫和揭露一些個人、企業和單位為了一己之私，肆意濫采濫伐、破壞生態的惡劣行徑，或者描寫人類囿于艱苦的生存環境而對自然過度索取，從而造成各種自然災害，作家對人類的這些錯誤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懺悔。這些作品，注重揭示觸目驚心的生態問題、生態困境，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客觀上起到了鞭笞丑惡行為、發出保護環境和生態的呼吁、引導人們愛護自然的作用。譬如哲夫的“江河三部曲”和徐剛的一系列作品、李青松的《告別伐木時代》《薇甘菊》、陳啟文的《命脈》、李露孫的《還我大千世界》，都在發出呼喊：要更好地愛護我們國家的大江大河，要停止砍伐保護森林，要切斷外來有害物種入侵，反對污染環境和過度開采，要保護自然界生物多樣性和豐富性。《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通過描寫張正祥一個人十幾年間同污染滇池的企業及個人不屈不撓的斗爭，一方面贊美了這位感動中國人物的崇高行為和高尚精神，另一方面批判了各種破壞生態的惡行。

四、生態文學的中國主題和表達

中國生態文學具有獨特性。首先，中國生態文學描寫的題材和內容紛繁復雜，形式各種各樣。既有自然文學，也有對生態的描寫，如為江河湖海作傳的文學，描寫森林草原、樹木花草等植物的植物文學，還有以動物作為主角或描寫對象的動物文學。在動物文學里，動物小說一枝獨秀，從楊志軍的《藏獒》到姜戎的《狼圖騰》都曾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最近十幾年來，由于科學發展觀、綠色發展理念和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大力倡導與踐行，中國的生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尤其是反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生態環境優化、美化、綠化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涌現出了環境保護文學、水文學、植物文學、動物文學等，蔚為興盛。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于存在著大量破壞生態環境和濫采濫用自然資源等現象，出現了大批的揭示生態問題的報告文學。譬如從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報告中國，我們將失去長江》，一聲聲斷喝揭開了問題生態文學的序幕，一直到李林櫻的《生存與毀滅：長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啊，黃河：萬里生態災難大調查》，從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到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戰》和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等紀實文學作品，都旨在揭示生態毀壞、水資源污染、大氣和河流污染等這樣一些嚴峻的生態問題。

為江河湖海等自然生命體作傳是中國生態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比如徐剛的《長江傳》《地球傳》、哲夫的“江河三部曲”、王若冰的《渭河傳》、郭保林的《大江魂》等。

自2002年以來，尤其是2012年以來，隨著新發展理念的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布局，出現了一批描寫治沙治污、退耕還林、建設綠色中國、美麗中國主題的文學作品。包括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徐剛的《大森林》，李青松從早期寫《告別伐木時代》，到后來刻畫種樹人的《一種精神》，再到揭示外來物種入侵危害的《薇甘菊》。哲夫的《水土中國》從習近平總書記當年插隊的延川縣梁家河長期以來注重水土保持養護的生動事例出發，全面反映我國在防止水土流失、營造良好生態方面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以及取得的顯著進展，謳歌水土保持工作者的責任擔當、奉獻犧牲精神。還有一批以塞罕壩林場為表現對象的報告文學如馮小軍、堯山壁的《綠色奇跡塞罕壩》。而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更是對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一個生動描寫，反映中國倡導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思想。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馮小軍、堯山壁的《綠色奇跡塞罕壩》，和谷、楊春風的《春歸庫布齊》，楊貴峰的《奔跑的綠洲》，戴時昌的《讓石頭開花的追夢人》等，分別聚焦內蒙古毛烏素沙漠、河北壩上沙漠、內蒙古河套地區庫布齊沙漠、寧夏白芨灘沙洲和貴州黔西南州冷洞村石漠化區，都是對聞名世界的中國治沙治石和植樹造林成就的真實記錄與反映，體現了近些年來中國在防治沙漠化、石漠化方面取得的輝煌戰績，為世界生態保護提供了有益的中國樣本、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

生態文學的中國表達首要的是對中國主題、中國題材、中國成就、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的表現，它可以為世界環境保護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提供鏡鑒。

五、生態文學的價值和提升空間

在中國，生態文學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而勃興的一種文學樣式。生態文學注重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美美與共的美學思想。這一主題和思想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同時又結合了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是立足于當下中國的一種文學類型及樣式。

生態文明思想在今天的集大成者便是“兩山理論”，“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和自然萬物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國家發展指導思想的轉變，從根本上確保了能夠對中國的生態和環境進行很好的保護，以保證永續發展。

同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亦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必然包括優美的環境、綠色美麗的中國，因此，對綠化中國、保護環境這些主題的表現，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生態文學責無旁貸的使命，由此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描寫自然生態保護、生態文明進步的文學作品。

生態屬于全人類，生態文學更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類讀者廣泛接受和認可的一種文學樣式。生態文學的中國表達和中國樣本，可以豐富和充實世界生態文學的寶庫，同時，生態文學對中國獨特的生態保護解決方案、經驗、模式的描繪和書寫，也能為世界生態文學包括自然文學、動植物文學、環境文學等帶去許多有益的啟示。

以生態及其開發建設為主題的生態文學，其價值必然超越文學，它在推動自然環境保護建設、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營造美麗鄉村綠色中國、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等方面都可以發揮自己獨特的積極作用。文學作用于人，影響并改變著人的情感、觀念和行為方式。生態文學在倡導先進科學發展觀、贊美綠水青山綠色和諧生態理念、弘揚中國精神等方面，都可以對讀者產生正面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優秀的生態文學是一種有現實指向性和長遠意義的行動文學。

今天，生態文學創作的視野與面向正在逐步地打開、拓展，生態文明理念日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植物、動物、水、土地、大氣、自然生態、環境等全方位地進入生態文學創作領域。生態意識、生態價值、生命教育、正面與反面、全面與立體、局部與總體、植物與動物、生物與人類，都成了生態文學切入的各種視角、角度和方面。與此同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也對生態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綠色中國、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戰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勢必都將影響并改變著生態文學的觀念創新、取材、選題、立意、視角和面貌。

生態建設和生態文學的發展，重塑了作家們在寫作中的生態觀念、創作理念和審美意識。在處理人與生態、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時，作家們越來越慎重和莊嚴，越來越注重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從維護大自然生態整體性利益、總體性平衡的高度來描寫自然、反映生態。在作家筆下，生態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經常成了作品的主體和主角，變成獨立的生命體和審美對象，或者成為影響和改變敘事進程的重要因素。

生態文學作為一種人學，應該更多地關注人自身即讀者的審美期待與接受。當下中國的生態文學在美學追求上尚顯捉襟見肘、乏善可陳。許多紀實作品存在著急就章、時政體的弊端。在作品的思想性和審美性以及深度廣度厚度高度等方面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綠色中國、健康中國、生態中國建設無窮期，生態文學亦永不會有枯竭完結之時。只要保持著與生態緊密的關聯，與人類生存環境條件不斷改進完善密切的關系，生態文學就一定能源源不斷地接得地氣，獲得蓬勃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