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我國二十世紀的思想天空，如果推選當時最耀眼的一份刊物，《新青年》肯定當之無愧。這也是我將其稱作“二十世紀最為壯麗的一輪精神日出”的根本所在。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源泉，《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相互成就，既為新文化運動提供思想資源，也隨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成長為一塊“金字招牌”。《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一九一五年九月由陳獨秀創刊于上海。一九一六年九月，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一月，陳獨秀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隨之北遷。是年八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暫時停刊。一九一八年一月，暫停四個月的《新青年》重新開張，并改為同人刊物。依托北京大學以及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教師群體，《新青年》的文章面目一新，影響急劇擴大。

近代中國只有一個重大主題，那就是（民族）“救亡”。對此，筆者在前些年的文字中已經有所表達（參見《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學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啟蒙還是革命，都是為打造現代性的（新）中國而設計的路徑，包括由此衍生的所謂的“學術救國”“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等不一而足的路徑，以及由此而來的各色各樣的思潮和主義諸如進化論、文明論、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等紛至沓來的觀念與名目。在這個意義上，學術界風靡多時的所謂近代中國的兩大主題“救亡”與“啟蒙”因其不能相提并論而難以立足。畢竟，目的和手段不在一個段位上，也不在一個興奮點上。當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的中心任務的近代，一切的“主義”與“努力”都是圍繞這個中心所設定的方法、手段與路徑。也正是在這些林林總總的路徑描畫中，《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的創刊頗有當下“臉書”的意味。她以非常規的助推方式加速了我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或說新陳代謝。要而言之，《新青年》與五四運動等重大的精神事件以及現代中國的展開密不可分。若要在“五四”這一精神事件之外尋找中國新文化的活水源頭，就必須首先著眼于《新青年》。蔡元培曾為《新青年》題詞，“《新青年》雜志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切中肯綮。《新青年》不但是外來思潮譯介的重要媒體，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百年之后當我們再次回望，會發現“說不盡”是《新青年》最顯著的標簽。究其原因，要在兩端。

一

《新青年》的“說不盡”，首要在其多元。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不少同人刊物因其色彩鮮明，多被人稱為某某派，譬如“每周評論派”“語絲派”“學衡派”“論語派”等等，但對于《新青年》來說，“新青年派”的稱呼似乎并不常見。有時我們也用“新青年派”稱呼圍繞《新青年》而聚集的一批敏感文化先驅，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但他們之間涇渭分明的思想差異，似乎并不少于他們在刊物上體現出來的共同之處。正因如此，《新青年》上面有啟蒙，有革命，有各式各樣以救亡名義之現代性要素的引入。具體說來，更是各種西方思潮的舶來。但過后來看，其中并沒有哪一種思潮完全占據著壓倒性的地位。即以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思想主線救亡圖存而言，應該說《新青年》文章大都圍繞著這條主線展開。但若統而論之，則其中明顯又可劃分為啟蒙與革命這兩大論域，路徑的差異不容忽視。關于啟蒙與革命及救亡的關系，已經耳熟能詳。但時至今日，似乎纏繞于其中的問題并未得到真正解決。這并不是說將其中一個弱化為另一個的附庸，就可以定義《新青年》上有一條決定性的內容主線，否則《新青年》雜志也就不會有后來的分化了。曾經同氣相求的雜志同人到最后天南海北，甚至形同陌路，正可以看出《新青年》的多元態勢。在一個偉大時代的開端時刻，這種多元性不但不是弊端，反而成為《新青年》的有利之處。多元性既體現出了諸位同人對時代的不同認知，也顯示出對救亡圖存的汲汲以求。即以陳獨秀來說，經過《新青年》的磨煉，他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但如果說《新青年》從一開始就有著培育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覺，可能也不無夸大之嫌。對于二次革命失敗時的安徽省軍政府秘書長來說，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的初衷，可能更多是探尋一個新的（啟蒙）救亡之道和安身立命的平臺。此后在因緣際會之下，他北上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遇到李大釗、胡適、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周邊也活躍著辜鴻銘、劉師培等保守派。在這種不同的思想撞擊之下，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為中國送來的“主義”，開始受到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同人的關注，并使得他們更有主意。但就《新青年》的思想光譜來說，如果將左翼思潮比為紅色，右翼思潮比為藍色，那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新青年》呈現的是一種多元交匯之后的“青色”光芒。事實上，正是因為在同人之間的多元思想碰撞之中，陳獨秀才一次次將自己的理念推向極端，也一步步逼出了自己社會主義道路的認知。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面臨潮流涌動的北大學生，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傅增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嚴管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師生。當天晚上，蔡元培和沈尹默、馬敘倫來到湯爾和家商討解決辦法。商討的結論是廢除學長制度，陳獨秀也因此很快被邊緣并離開北大，走上了創建共產黨的道路。十余年之后，胡適還對陳獨秀的離去和道路抉擇耿耿于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寫給湯爾和的信中說：“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由此可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傾向革命救亡，與胡適等為代表的傾向思想改良，在《新青年》的同人內部有一種互動競爭之態。這種互動競爭帶來的多元氣質構成了《新青年》宛如一座思想金礦的特質，由此讓她具有了“說不盡”的闡釋空間，也成就了其在現代思想史上領袖群倫的地位。

二

《新青年》的“說不盡”，第二要義是在其多元氣質下的“三生萬物”之大開大合之造化。這個造化正如《新青年》創刊號上開宗明義的宗旨所言：“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所謂“商榷”無非是謙辭。言下之意，要大開言路，將打造、培養、孕育的功夫下在以“青年”為代表的國民心身上。一九三六年夏天，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接受了斯諾的采訪，他回顧了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遇到《新青年》同人的經歷，其中提及了陳獨秀。毛澤東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145—146頁）毛澤東的評價，不但指出了陳獨秀以及《新青年》對他革命道路的影響，也指出了其對當時的青年以及中國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具體來說，就是《新青年》上多元的文化思潮，孕育了此后幾乎所有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路徑。

作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成長史，是現代中國社會思潮變動的縮影，記錄了中國社會如何一步步走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革命道路的過程。從刊物內容來看，二十世紀中國幾乎所有的社會思潮都在《新青年》上有所體現。從共產主義、自由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等不同政治觀點，到白話文、標點符號、教育問題、女性問題等各種具體問題，都在《新青年》同人的討論范圍之內。從刊物影響看，一九一九年春天這個五四運動的前夜，《新青年》的印刷量達到了近一萬六千份。也是在這年春天，《新青年》重印了前五卷，以應社會青年的廣大需求。

譬如對于中國的新文學來說，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剛剛北遷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提出“文學革命，需從八事入手”。二月一日，他又在《新青年》發表《白話詩八首》，成為中國白話詩的開山之作。一年三個月之后，魯迅的《狂人日記》便借著《新青年》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也拉開了一位文學家的創作序幕。甚至毛澤東的第一篇大作《體育之研究》，也是通過《新青年》具有了經久不息的影響。窺斑見豹，僅此開啟新文學時代的幾個例子，便可看到《新青年》對現代文學的孕育之功。

《新青年》的孕育作用，還在于它是一系列新潮雜志的發源地。此后影響甚大的《每周評論》《努力周報》《新潮》《國民》，都是“新青年”雜志大家庭中的成員。總體來看，可以說《新青年》是“母”，后面的刊物是“子”。仔細劃分，則《每周評論》《努力周報》可以說是孿生（兄弟刊物）關系，而《新潮》《國民》又是前輩和后輩的“父”與“子”的關系。正是這樣一批承載新思想、新文化、新觀念、新知識的刊物的出現和運轉，才最終產生了影響社會和歷史進程的巨大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后世之明評判，《新青年》可謂具有舉足輕重的開天辟地意義。

當然，《新青年》最大的孕育之功，還在于促生了中國共產黨。《新青年》所進行的知識生產，奠定了中國歷史道路選擇的基礎。《新青年》立足國家與時代，大量引入國外的思想和理論，介紹世界各國的情形，發起對中國傳統問題的討論，描繪對“新青年”的構想以引導新青年自我成長等等，都為那一時代的青年提供了民族與國家未來道路的更多可能性選項。更為重要的是，《新青年》的知識生產，并不僅僅是思想論域和公共空間的提供，聚集在《新青年》周圍的一批知識分子在不斷地思考和討論中，逐步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一六年，《新青年》已經關注到俄國的情形，如日俄協約、俄國議會等；一九一七年跟進關注俄羅斯大革命、俄羅斯新政府；一九一九年刊載了關于俄國革命的哲學基礎的相關文章；一九二〇年陳獨秀發表了關于俄羅斯研究的系列文章，包括《俄羅斯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同業組織運動》《我在新俄羅斯的生活》《蘇維埃共和國底產婦和嬰兒及科學家》《關于蘇維埃俄羅斯的一個報告》《蘇維埃的平民教育》等多篇，“俄羅斯研究”專欄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一年。在諸多來自英、美、日、法等國的思想資源中，這些來自俄國革命的思想成果，在《新青年》的知識生產中占據越來越高的比重并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此后中國革命道路最重要的選擇。

三

如上所述，《新青年》的說不盡還在于其多元思想的造化或孕育。更為關鍵的還在于，在這種多元背后，《新青年》及其同人身上還有著同氣相求的精神氣質。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建校二十七周年，受北大學生會的委托，魯迅寫了一篇《我觀北大》。談及對北大的印象，他在文中說了兩句話：“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魯迅這兩句話說的是北大，更是在說《新青年》。魯迅說他對北大的這個判斷，是“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此前七八年的北大，正是蔡元培執掌校務之后約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的時間，也是《新青年》開始展示其思想領袖地位的時期。也就是說，雖然對救亡圖存道路存著不同的認知，在思想呈現上有著不同的寫作篇什，但“常為新的”和“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兩點，構成了《新青年》諸公的共同底色。放眼當時國內諸家刊物，舍《新青年》及其系列刊物，他人誰堪任之？

有了這種共同底色，再來思考《新青年》的多元特質，才有更為真切的認知，也更能理解其在百年歷史大潮中，為何其雖然思想多元卻能時時引領社會啟發青年。《新青年》是啟蒙的，是革命的，更是救亡的。這一切都可以現代性名之。相較嬗變時期的傳統中國來說，現代性是隱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歷史真實。這里把“現代性”專門抬出來，似乎對《新青年》雜志來說有些牽強。畢竟，“現代性”一詞在《新青年》整個雜志只出現過一次，而且還是周作人在《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文中的一段話。不過，我理解的《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現代性”，無非是與傳統相對的價值和心理，也就是魯迅所言“常為新的”。現代、現代的、現代性都是在統一意義上運作的。民主、科學、個性自由、思想解放、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等也無不彰顯著現代性的內涵。在這個意義上，學界對《新青年》的光顧絕非偶然：只有懂得《新青年》，才可以懂得現代中國。正是現代性這一同氣相求的命題，讓我對《新青年》的興趣一直處于盎然狀態。說十年磨一劍，那是高估了自己，畢竟在數十年的觸摸中，有很多問題還不能說是感同身受。換個說法，也就是說《新青年》昭示的問題到今天并沒有解決。或許，這正是其吸引我的魅力所在吧。

然而與五四運動時期的思潮、人物研究的“與時俱來”不同，對《新青年》雜志的研究熱潮，是新世紀以來學術界興起的事情。如果說有關“五四”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那么真正意義上的《新青年》研究則可以說是“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即是相對于五四時期的人物或其他研究團體而言，對《新青年》的研究也還沒有形成專業研究隊伍，更談不上體系，所有的關注只是對某一個問題、某一個人物或某一個思潮的研究。另外，根據筆者的觀察，對《新青年》等一系列雜志的文本研究以及其關系研究都沒有專著出現，即使是一些論文偶有涉及也還是杯水車薪，不解研究之渴。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過，這與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的研究路徑有關，更與我們對這一經典“文本”的闡釋重視程度不夠有關。因此，將《新青年》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嶄新且有實際意義的命題。

筆者與《新青年》的結交起始于三十五年前。從任訪秋先生指導我關注“陳獨秀”的碩士論文到蔡少卿先生為我劃定五四“激進派”的論題，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一九九七年秋，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被允許列入學林出版社的“現代性與傳統”叢書出版。其中我選擇的四個主要人物分別是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他們或是《新青年》主編，或是其主要作者。或許論文出版的欣喜激勵了我，或許是朋友的鼓勵鞭策了我，在整理出版博士論文的同時，我和王中江先生共同主編了《回眸〈新青年〉》語言文學卷、哲學思潮卷、社會思想卷三卷本叢書，并于一九九八年在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張岱年、韋政通、陳平原三位先生為叢書所作的序言中，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強調閱讀原始文本以及研究原始文本的重要性。

經典與闡釋歷來是思想史家關注的學術命題。經典文本及經典思想家的誕生是時代中心主題操盤的產物。《經典與闡釋：多維視野下的〈新青年〉》一書的選擇已經不是單一的個人，也不是一個群體中的位高權重的少數，而是就雜志本身的“文本”意義進行多方位的審視。或許這就是對筆者在一篇小文中論及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承諾與嘗試吧：“以文本為本文。”（張寶明：《中國思想史學科主體性問題的再思考》，載《史學理論研究》二〇二二年第三期）這一嘗試也許還算不上全方位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圍繞《新青年》上發生的思想演變與現代性尋繹而展開是本論萬變不離其宗的主旨。如同所有的故事只有一個主題歌，近代中國現代性行走無不圍繞著救亡圖存打轉。與此同時，這也就形成近代中國歷史一個濃郁特色，那就是幾乎所有的活動都擺脫不了政治化氤氳的包圍。可以理解，在霧霾深重的歲月里，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無論何時何事，豈有游離于家國情懷之外的“情”？于是，救亡與現代性這兩個關鍵詞自然綁在了一起。撇開兩者內核的差異，將“救亡”這一政治主題換算成現代性演進這一更為寬泛的觀念或許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實。準斯以談，這一詮釋現代性在二十世紀中國多副面孔及其曲折逶迤的文字流布，意在為近代中國特定時段的救亡圖存路徑提供一個歷史注腳。換言之，這是對五四思想史的一次源頭和深度的挖掘和梳理。至于其中的深淺與誤讀，只能有待于方家的批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