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84年，隆冬二月。

朝內北小街的小院兒里，陽光灑進了南向的正房，爺爺坐在他的老藤椅上，面前的木質茶幾是他的寫作桌，擺放著一本《讀書》雜志，和近期流行的一本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這本書一出版，在社會上掀起了一波熱度。三聯書店的范（用）老板馬上就給他送來，先睹為快。

在“啃”那本五百多頁的《第三次浪潮》的那段日子里，爺爺癡迷“未來學”的概念，逢人便講，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學會用計算機。當時已是83歲的高齡了，但是，他認為，只要有明天，就有未來。

對于《浪潮》中所描繪的未來，他讀之有悟，不吐不快，來年一開春就寫下來一篇文章，很快就在《讀書》雜志第四期上發表了。對此，沈昌文有過記述：

我們很榮幸地能請到一些老革命家為我們寫稿。例如夏公，一九八四年二月特地給《讀書》寫了篇《關于讀書問題的對談》，有很大影響。于光遠老先生也經常來稿。這些，大都由范用親自組稿。或者他指派董秀玉辦，我很少插手。（沈昌文：《也無風雨也無晴》，繁體字版中配發有夏衍手稿的圖片）

對于讀書，爺爺有種饑餓感，“餓得發慌”。在日新月異的知識面前，他是永遠虔誠的知識分子，一個孜孜不倦的讀書人。他說：“我們這些二十年代的留學生所占有的知識，正如我國五十年代進口的機器一樣，早已經老掉牙了……”在巨大的新浪潮沖擊下，他全然不是暮氣沉沉的老人，急迫的心情就像是一個乘風破浪的青春少年。用這樣一篇經過設計的問答式對話體，表達了他按捺不住的內心焦灼，和奮起直追的緊迫感。

正是在40年前遠見卓識的布局，及（19）80年代全社會的共識和蓬勃朝氣，讓《第三次浪潮》描繪的許多前景，成了我們今天的日常。

1986年，爺爺從中顧委委員的職位退休了，同時，他也從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位置退了下來。1988年，他卸任中國文聯副主席。而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的職務，爺爺一直留在任上。

“崗位和事業是兩碼事。離開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擔子，可以多一點時間讀書寫作。也似乎可以說是‘焉知非福’，坦然處之，靜觀世態，亦樂事也。”（致袁鷹，1987年2月26日）

逐漸退休的爺爺依然很忙，訪客不斷，有一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問他：“您關在秦城監獄時做些什么呢？”他回答：“我在想問題，系統性地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黨走過來的經驗、教訓，左的路線，右的路線……”靜思，是我爺爺生活中的常態，他有時讀書讀累了，就停下來，一個人在房間里，一言不發地坐著，神情若有所思。這種時候，我們誰也不走進去打擾他。

在外人眼中，他是文藝家，又是革命家。到了晚年，在飽經磨難、不斷反思后，他以思想者的風貌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這些成熟、完整、深邃的思考被寫進了《第四次文代會的閉幕詞》里，寫進了《懶尋舊夢錄》的序言里……

1992年1月10日，爺爺在辭舊迎新之際，寫下來一篇《壬申雜記》，內地并未發表，登在香港《明報月刊》的1992年4月號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寫慣了新聞時評的手又癢了！面對世界時局的變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的巋然不動，他有話想說。我爺爺總是懷念抗戰時期，他的辦報生涯是最愉快的，每天一篇社論，酣暢淋漓。

《壬申雜記》在充分肯定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同時，結尾語重心長地寫道：“……這就是說，我們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找到和堅決地走這一條路，新中國花了三十年的時間。”這段話寫于三十多年之前，驀然回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前瞻性令人驚詫。

爺爺于上世紀20年代白色恐怖最嚴重時期入黨，又是經歷過殘酷的“文革”十年的老黨員。此言一出，發自肺腑！在上世紀90年代初特定的背景下，更彰顯出一位早期老共產黨人上下求索的獨立之思想。

1927年12月，開明書店出版沈端先（夏衍）的譯著《婦人與社會》（倍倍爾著），他在扉頁上寫下一段珍貴的贈言：

“懷疑者一般的思索，殉道者一般的實行”贈給叔厚同志：端先

受贈人是中共早期黨員、特科成員、同鄉蔡叔厚。這一年的冬天，蔡叔厚剛剛入黨，我爺爺比他早七個月入黨，這段贈言可以看作是兩位找到共同信仰的戰友，相互之間的共勉和誓言。

如今，《關于讀書問題的對談》中所期許的人類文明趨勢，和《壬申雜記》中所闡釋中國式道路的選擇，都預言性地成為了現實，重發這兩篇《夏衍全集》漏收的文章，不僅有補遺的價值，也是“盛世如您所愿”的告慰。

窗外，陽光正好。窗臺邊，趴著我家貓咪沈胖胖。是誰在唱：“世間所有路都將與你重逢，而我將愛你所愛的人間……見你未見的世界……”

2024年1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