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新春前，《人民文學》攜手“與輝同行”進行直播，一度火爆出圈。這種火爆多少帶有令人驚喜的意味：一方面，人們驚喜于以《人民文學》為代表的純文學刊物，這么多年來仍然活躍在我們的身邊（即便大家給予它們的關注早已不像當年那樣集中）、一直都在茁壯成長和持續生產；另一方面，人們也驚喜于文學的讀者從來都不曾走散、這一群體到今天依然是數量龐大、熱情極高的。許多報道準確地將此形容為“雙向奔赴”。關于此次直播的成果數據、總體意義等，介紹文章已經很多，無需我再重復。在這里我想做的，其實是開挖一種“向內拓展”的分析性視角——從《人民文學》直播“出圈”說開去，談談“雜語時代”文學全新的處境、語境、可能性。

我們面對的是多聲部的“雜語時代”

意圖如此，我卻并不打算先談《人民文學》，甚至都不打算先談文學。我想先提一部電影，那就是春節檔剛剛上映、又在大年初八宣布退出春節檔改期再映的《紅毯先生》。提這部電影有兩個原因：其一，這部電影曾緊跟在《人民文學》身后做客“與輝同行”直播間宣傳賣票，兩場直播算是“鄰居”——這是直觀時空層面上的相關性；其二，更重要的是邏輯層面上的相關性，《紅毯先生》這部電影所探討的便是“話語焦慮”，甚至干脆是電影這種具體藝術門類的創作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對話溝通問題，這剛好與《人民文學》直播“出圈”的啟示根源相通。

當然，《紅毯先生》講述的是一個溝通失敗、話語碰壁的故事，而這部電影不甚理想的票房，似乎又反諷性地講述了另一重失敗碰壁——相較之下，《人民文學》的直播成效目前看則是十分成功的。但這種結果上的差別并不能取消一個事實，那便是在今天，幾乎所有的藝術門類——即便是電影這種遠比文學更“新”、形態上看起來更“現代”的門類——都面臨著社會話語方式轉型和傳媒環境迭代所帶來的焦灼。當影片中的劉偉馳勉強說出“各位老鐵”卻堅決拒絕將“666”念成“liao，liao，liao”時，我們不難讀懂此間話語習慣乃至詞匯譜系的錯位體驗；當“我在認真拍戲”的本位主義思維與網友們旁逸斜出的關注點（如動物保護視角）始終無法對接，那種似曾相識的局促和無力感也難免會使人會心一笑。在如今這個眾聲喧嘩、話語平權的自媒體時代，但凡開口表達，話語的方向難免會在不同的程度上發生折射偏轉，這種對方向偏轉的心理準備在今天甚至正變成一種計劃內的傳播預期。話語頻道眾多，聚合力就會流散，交流也未必合拍，話語能量的傳遞效果因此衰減。這是如今許多文藝門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從《紅毯先生》的作品內核到《人民文學》的直播嘗試，還包括許多我在此不再舉出的其他例子，都無不顯示出這種跨越門類、普遍存在著的溝通接受焦慮及識變應變渴望。

這種話語磨合與思維更新的過程當然會是糾結乃至艱難的。究其根本，文學藝術的表達行為，從來都不是一種以自我內循環方式成立的存在，它永遠面向并依賴于具體的人，以及由具體的人所建構生成出來的話語世界；而我們面對的話語世界狀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古典時期到啟蒙時代，時代話語的內核與指向常常變化，但話語世界的基本生態和基礎結構大致穩定：一種聲音在說在講，這聲音在眾多的山川和村落、耳朵和嘴巴中間不斷回響、形成共振，價值觀念的共同體由此結成——多而雜的聲音并非不存在，但不容易被聽見。但現代以來，印刷術等新技術動搖了這種“聲音結構”，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和全新傳播格局的迅猛擴張，更是帶來了徹底改變。當下，每一部手機都可以是一大捆話筒，不再是一種聲音在講述，而是所有的嘴都在講述。所謂發聲權普及、聲音的民主，是就其積極一面而言；至于信息過載和信息繭房，則又指向其副作用。積極消極或許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構成了我們身處其中的牢固現實：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聲部、廣譜系的真正徹底的“雜語時代”。

文學與“雜語”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

“雜語”并不是我自創的概念，而是來自前蘇聯文學理論家巴赫金。他的“雜語理論”認為，人類語言的天然存在狀態就是“雜”的，語言在社會中的流通保留甚至滋養創生了不同語言層次、語言方式、語言資源、語言意識之間的雜處，而社會性的雜語狀態最終又會傳導為文學藝術的雜語表達。在《長篇小說話語的發端》等文章中，巴赫金指出，“小說是反映形成中雜語的一面鏡子”，“長篇小說是用藝術方法組織起來的社會性的雜語現象”。進而，雜語和多語的狀況關聯著文學自身表達創造力的創生，“多語現象和與此相關的不同語言的相互映照，把這些形式提高到了一個新的藝術思想水平；正是在這個新水平上，才有可能出現長篇小說的體裁”。

類似的看法還有其他許多著名的參照。例如黑格爾認為小說是市民社會的史詩，現代的文學表達所面對的對象，已經不再是史詩話語所面對的那種“不可分割的整一體”；盧卡奇的表述則更加詩化，“小說是上帝所遺棄的世界的史詩”，這表述顯然并不是指向具體的宗教，而是指涉話語整一性的瓦解狀況。伊恩·瓦特則認為，現代小說的興起，有賴于一種高度尊重個人的社會綜合體的建立：“一是社會必須高度重視每一個個體，把他看作其嚴肅文學的恰當主題；二是普通人必須有足夠多樣化的信仰和行為。”這是小說賴以存在的條件，而這種多樣化的普通人生活的世界，當然是雜語充盈的。

之所以掉這些書袋，其實是想要說明，文學（包括小說，也包括與小說共享著相同時代價值的其他文體）其實不應該害怕這種多樣、散點、有時似乎不太可控的“雜語語境”。因為，我們今天所繼承和掌握的文學、這種現代社會框架下的文學，原本便是從眾聲喧嘩、不避紛亂的雜語環境中誕生的。文學的現代性及現代化從一開始，便是植根于對多種多樣的民眾聲音的適應及吸納，面向的便是大一統話語體系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多元化、散點化的個體生活世界。現代信息技術改變了這種“雜語”的強度、廣度和力度，但并未改變其根本基因。在一切藝術表達方式中最為悠久經典、具有“母本”地位的文學，最該身先士卒地面對現代傳播格局和自媒體話語生態帶來的難題挑戰——這是一種旗幟鮮明、聲音洪亮、響鼓不用重槌敲的說法。更加直白的說法則是：怕什么呢？要知道，現代文學與“雜語”“多語”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甚至是相依為命，對多元化差異化話語生態的不適應，其實是一種退化和“忘本”。

《人民文學》直播中的話語方式

回到《人民文學》直播“出圈”，文學在根子上是關乎語言表達的事業，我想要說的正是話語層面的事情：這次的直播實踐在形式上首先意味著傳統文學話語與網絡空間內多樣的話語體系、話語邏輯、話語資源間的相遇碰撞，這種與公眾話語世界的對接互動，是值得鼓勵也值得分析的事情。

例如，我們不妨做一下話語形態分析，看看我們慣常熟悉的（或許也是常常自認為清高、有門檻的）文學話語，是如何在網絡直播間里與“帶貨話術”及用戶的即時反饋信息相融合、相對話的。不難發現，梁曉聲、施戰軍、蔡崇達等嘉賓談論文學價值和文學意義時的方式，是普泛空談少、個人感悟多，講道理少、講故事多。不是說沒有道理，而是把道理都盡可能融在故事里面講述——這就好比最好的理論家說話未必最玄最繞，把深奧的道理用形象切近的話語方式講清楚，有時是更高級的本事。在這里被突出的，不是高大上模式化的宏觀話語，而是經驗化的話語主體、具體的個人形象。這與《我在島嶼讀書》、“網絡余華熱”等現象案例帶來的啟迪相通，都強調日常生活質感和“人設”感染力。同樣，董宇輝在總結部分，大量使用的是高度情感化、具有第一人稱主觀視角自白色彩的語言，去進行明確的價值指認；其表述中關鍵要素如“青春歲月”“以文學為名義”“讓世界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等，其實都是傳統文學寫作中頗忌諱使用的表達方式：我們會認為這樣的表達不夠節制、主觀指認痕跡太濃（意味著缺少意義生發的空間與彈性）、儀式感過強過硬。客觀說，文學寫作中使用類似的表述確需小心，然而直播間不是文本空間，這樣的表達方式出現在自媒體平臺上、作為純文學文本與大眾接受者之間的銜接過渡橋梁，其實又是合適的。通過這種主體現身、推己及人、看似“直給”的方式，董宇輝把手中的《人民文學》雜志打造成情感共鳴和記憶喚起的裝置，從而將一個“交換價值”層面的話題（櫥窗里商品的展示、標價與出售）置換進了“象征價值”甚至“情緒價值”維度——這是“話術”、也是“技術”，而技術并無高下之分、只有妥否之別。而在評論區，許多引起我注意、也收到極多回復的留言，則顯示出將“話語”轉換為更加具體的“動作”的特征：例如，有位用戶在評論區寫道，“我給胡辣湯店訂了一份，店里經常有學生來吃，希望能幫到孩子”，這條留言收獲了近4000個點贊、超百條回復。這種轉換直接彰顯了原本“務虛”的文學一事的生活實踐接口，構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接地反饋”。

以上這些話語方式、話語策略，如果概括為一個詞，那就是“情懷”。不僅僅是“情懷”這個詞的本義，更重要的是“情懷”拆字后的含義：一個“情”、一個“懷”。“情”，指的是具體的情感共鳴，強調話語表達要“走心”、要與可感知的經驗世界建立有效呼應。“懷”，指的是對過往或未來的懷想，其背后是對生活理想性的呼喚及認同。這其實正暗含著大眾對文學的期待，以及期待背后隱藏著的不滿足：大家希望文學能重建與生活及人生的有效聯系（與我有關），并提供一些理想性的光亮和能量（于我有用）。

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與我有關”和“于我有用”，正是當下文學急需“補血”的部分：經過新時期文學初期（也就是直播過程中被多次指涉到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爆炸性發展，文學在技術和觀念上都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文學寫作的形式變革能量在被充分激活之后，是否真的能“術盡其用”、兌現為對世相人心的有效表達，乃是后續性的實操難題。進入網絡時代，文學召喚社會情感、解決精神難題的效力，客觀說仍有提升空間；而情義溫度的缺失和對重大現實關切的失語，在過往一段時間中則常常成為文學界自我反思的重點對象。在此意義上，直播間對文學的談論，倒成了對文學自身缺失的某種補足。

從“跟著跑”逐漸變成“領著跑”

《人民文學》此次借助網絡直播“出圈”，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機，用于展示文學滿足公眾期待的能力、實現滿足公眾期待的效果，同時也倒逼推動文學自身內部的更新進化。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如今巷子開了，就看酒能否醉人。因此在直播結束之后，更重要的課題，其實是如何讓下單的讀者從“把書買走”進階到“把書打開”。目前來看，直播間里下單《人民文學》的熱潮，即便未必算沖動消費、粉絲經濟，但情懷黨、儀式性消費恐怕也確實占據一定比例。讀者購買（傳播學問題）的戰果已很出色，下一步的重點則是讀者閱讀（接受美學問題）：應該讓讀者真正可持續地打開刊物、閱讀刊物、與刊物的本體（而非刊物的符號）實現對話。

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或許需要從幾個不同的層面綜合發力。一是就文本生產層面來說，文學發展到今天，一味地曲高和寡多少也算一種偏執，文學寫作如何在保持藝術水準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找易于接受、符合當下審美習慣的方式和路徑，把“高質量”和“低障礙”結合起來，這是值得思考的課題。二是就傳播路徑層面來說，文學行業應當把這條面向公眾、擴寬對話的路繼續走下去，不斷積攢經驗、擴大戰果、形成習慣，摸著石頭過河之后要想著搭浮橋再過下一條河，真正“摸清門道”而不只是“湊湊熱鬧”。三是就話語創新層面來說，盡管身處“雜語時代”，文學的表達也還是要“以我為主”、強調主體性，親近但不能遷就、放低身段但不能自降品質，不是被話語之“雜”吞沒，而是在眾多聲音中盡可能地放大文學的音色。我們追求的是文學的影響力、傳播力，但它絕不意味著要走把文學變成非文學的虛假“捷徑”。這樣的高要求意味著，文學話語的影響力和引導力，要從“跟著跑”逐漸變成“領著跑”——文學要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和歷史主動性，就必須設法重新擔負起文學語言塑造民族語言的經典性功能。要做到這一點，整個行業領域的系統發力必不可少：文學教育的開展、文學公益的普及、文學氛圍的營構、文學成果的傳播下沉……多措皆應并舉，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是要爆竹聲此起彼伏、相互回響、回環共鳴。正是在此意義上，《人民文學》不應是孤軍而應是先頭部隊，其直播的火爆也絕不該是終點，而恰恰該是起點。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