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文學令人驚喜之處在于，它不僅擁有石舒清、郭文斌、季棟梁、馬金蓮等知名作家，更有大量職業各異、名氣還不是很大、但對文學無比虔誠的作家。他們構成一種基層文學氛圍，一種活躍的文學生活。

西海固作家給了我很多觸動。比如張賢亮，在批評研究界久不被關注，但很多西海固作家說他們喜歡張賢亮，認為他寫出了他們的生活，他筆下的農村和農村的人是他們非常熟悉的，讓他們感到親切、能夠共情。這提醒我們，由書齋里的知識分子來評判文學可能需要反思，至少不應該是唯一的路徑。很多普通讀者對文學的評價標準，很可能和所謂專業讀者不一樣。

西海固作家及文學愛好者們和文學之間有一種血肉聯系，遠比一般寫作、閱讀要深刻得多。對于他們來說，文學不僅是消遣，也不僅是藝術鑒賞的活動，而是深入他們的生活，甚至能夠改變他們的人生。凡姝兒孫已大，不必勞動，用手機寫詩來抵抗“退休”生活的空虛無聊。單小花、馬駿，依靠文學去直面生活中的艱難。最有趣的是康鵬飛，他說他年輕時曾是個社會青年，偶然讀過《平凡的世界》后，便浪子回頭，勤懇勞動，走上文學道路。

這些作家很樸實謙虛，總說自己寫得還不好，還不夠格發表出版，要繼續努力。若以所謂純文學標準，追問題材是否單一、技術是否創新、思想是否深刻，那他們的作品確實可能還有提高空間。但那些作品有直擊人心的力量。有沒有可能，需要反思的是長期以來我們不加反思就接受了的有關“文學”的認識本身？

新時期以來，我們對于文學的認知越來越精英化、技術化，文學或許恰因為此，變得越來越小眾。追溯歷史不難發現，我們發展文學事業的初衷恐怕并非如此。在我們黨對于文學的規劃中，文學不應該是捧在手上僅供閱讀的靜止的存在，它不是名詞，而應該是一個動詞，是像西海固文學那樣的確能夠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多年前我做博士論文時翻閱了大量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北京文藝》，發現里面很多作品的作者是某某廠文學寫作小組，寫的都是工廠里工人們自己的事。文學對于這些工人、農民來說，不是追求藝術、更不是追求名利的工具，而是結構生活的方式，是生活本身。這些作品水平也不見得多高，卻占據很多篇幅。難道作為北京作協主席的老舍約不來名家稿子嗎？顯然并非如此。這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我們要在各省市設立作協、創辦刊物。并非每個市每個縣都有重要作家，所以那些刊物不是只為所謂名家大家辦的，而是為當地普通作家和文學愛好者辦的，它們的作用是團結這些文學人，進而讓當地群眾在書寫和閱讀中理解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理解時代的可喜變化。

大作家、名作家或許像燈塔一樣高聳明亮，但再雄偉的燈塔，能照亮的范圍也有限。我們還需要西海固這樣的文學，能夠一盞一盞點亮萬家燈火，文學的影響力才會無遠弗屆。我們同樣應該在這一意義上理解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不只是為了追求所謂文學品質，甚至不僅因為文學能夠表現今天的山鄉巨變，更因為文學也可以在被閱讀、被書寫的過程中，成為一種能動力量，實際地參與、推動山鄉巨變。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