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由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湖南省作家協會、中南大學聯合主辦，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承辦的“新時代文學論壇：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的傳統、發展與實踐”在湖南長沙舉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義勤，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宋向偉，中南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何軍等領導出席。來自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湖南省社科院、南京大學、吉林大學、上海大學、暨南大學、揚州大學、山西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福建師范大學、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高校和機構的30余位專家學者、期刊編輯及知名作家出席論壇。論壇由中南大學人文學院易彬教授主持。

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在延續中國鄉土文學傳統的同時，面臨新的挑戰。由于農村社會結構和農民生活方式的顛覆，傳統創作模式已難以全面反映當下的農村現實，作家需在繼承與創新中找到新的平衡點。與會專家圍繞“鄉土文學傳統”“中國式現代化”“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周立波傳統”等諸多話題，探討了經典的鄉村書寫和新時代農村題材作品的創作模式，尤其肯定了具有啟蒙性質的鄉村書寫模式，提倡在文本中沉淀審美經驗與哲學思考。與會專家還從當代中國發展的視角給予鄉村新的觀照，針對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總體性與日常性、政治性與地方性、文學書寫與社會變革的關系進行學理辨析，形成較大的論辯空間，關涉追溯中國農村題材文學傳統，貫徹社會主義文學核心精神，以及在現階段“主題創作”盛行的語境下完成藝術性書寫，在新的時代場域中把握農村、農民的新變，描摹新的生活肌理，彰顯新時代文學的歷史主動性。與會專家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一種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模式，還是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應當以此為指引，在繼承鄉土文學傳統的基礎上，深挖當代農村社會的復雜性和農民生活的新特點，書寫新時代鄉村的生動圖景。文學批評也應在理論上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導，積極參與有關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構建，打造文學精品，推動文學呈現出絢麗多姿的景觀。     

一、回歸日常生活敘事與個體精神開掘

20世紀以來，鄉村中國一直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敘述對象，相關作品記載著農耕社會的歷史文化記憶與情感流動。而不同歷史階段下的書寫，又扎根于每一個“當下”，構成對不同時代的深刻映證。正如白燁所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潮就是鄉土文學，研究百年鄉土文學，就是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痹谛聲r代背景下，重新對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傳統進行溯源，不只意味著對文學遺產的繼承，更孕育著現代化的再造與革新。并可由此點燃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的承繼之火與創新之光，使其在新的文學版圖中閃亮，成為后人理解和記錄中國鄉村變遷的重要窗口。這種“再梳理”與“再闡釋”，既是對農村題材創作傳統的致敬，也是促進其在新時代語境下完成多樣化呈現、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有力嘗試。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存在“鄉土文學”“鄉村寫作”“農村小說”“農民小說”“鄉村題材小說”“農村題材創作”等諸多概念。學者們表示，厘清相關概念的具體內涵，辨析它們的差異與變化，同時追溯魯迅、茅盾、沈從文等作家的文學經驗與精神傳統，結合新時代鄉村社會的具體變革加以闡析，有助于把握中國文學的整體走向。上海大學教授王光東點出，從“鄉土文學”到“農村題材創作”之間的命名轉換，蘊含著不同時代對文學的具體要求。深入思考這些轉變，是理解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的必要前提。其間需要追溯魯迅、周作人、茅盾等作家的闡釋，關注左翼文學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鄉土書寫的變化。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麗軍談到，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經歷了由魯迅開始的第一個階段、由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始的第二個階段，以及改革開放后進入新鄉土文學階段的第三個時期。21世紀，特別是新時代以來則進入到了第四個時期。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副主編李松睿認為，“農村題材”的概念關聯著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中的傳統，其中包含對黨和政府政策的回應，包含特定的生活要求和為工農兵服務的創作理念對作家的推動，也包含中國作家協會、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管理部門對于創作的指導，因此不能將其視為一個單純來自于創作本身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進一步點出，現代文學階段的創作屬于鄉土文學，主要沿襲了魯迅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和沈從文的田園牧歌傳統，帶有啟蒙和理想色彩。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相關創作則演變出三條脈絡：以趙樹理和柳青為代表的山陜傳統、以周立波為代表的湖南傳統，和以徐光耀、孫犁、馮德英為代表的齊魯傳統。新中國成立后，又形成了“三農”敘事。20世紀90年代至“新時代”期間，涌現了大量基層鄉村毛細管模式敘事的作品，強調基層權力運轉和人性挖掘。現階段對于“鄉土文學”或者“農村題材創作”的提法或概念，其實需進行一個學術史意義上的檢省。要將二者與基層書寫、新時代農村敘事等連貫起來，“鄉村敘述”或許是個更為妥帖的表達術語。

 每個時代的文本都在以不同筆觸描繪現實，為中華文脈筑基，其中蘊涵承繼與創新、舍棄與蛻變。張麗軍指出，根據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的“加速社會”理論，社會變化影響人的生命和思考方式。當下，人對土地的依戀逐漸消失，新的社會與文化正在形成。“70后”“80后”作家或許是鄉土中國的最后一批書寫者。新時代的文學創作應放棄舊的寫作心態，延續文脈，守正創新。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文學評論》編審劉艷談到，柳青傳統和周立波傳統是近年來研究界討論的重點。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版畫、連環畫等文學副文本領域，“山鄉巨變”就始終處于一種在場狀態，作為一個研究切口提供一種啟發性。而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相關文學經驗，以及對于鄉村中國變革的描述和想象也仍被繼承，并在積極進行當代轉化。

誠如劉師培所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地理環境也通過影響作家的文化心理結構，而對他們的寫作產生實質性影響，“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俗語迄今也仍具有啟發意義，投射在中國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中，就表現為不同地域的農村題材創作傳統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以湖南省為例，本土的經典作家已創造出獨特的文學創作傳統，而當代湖南作家在進行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時亦力圖對其進行延續和再造。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院長任美衡提到，很多湖南作家在創作農村題材作品的過程中都以周立波為標桿，希望完成超越，但實際上卻又不自覺地對其進行模仿和學習。這個學習和想超越又未能超越的過程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也帶來一種獨特的焦慮。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教授、文新院院長龍永干認為，湖南作為鄉土文學大省，開創了沈從文傳統和周立波傳統。湖南新時代鄉土書寫也具有綜合化特點，以周立波的理念為指導，內核由魯迅和沈從文組成的，但始終未走出陳忠實的影子。

二、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經典形態與“主題創作”之辯證關系

隨著國家文藝導向大力提倡作家講好中國故事，以及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和“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相繼啟動，深度關聯新時代農村現代化建設的“主題創作”成為批評界和創作界熱議的話題。其中，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作為農村題材創作的經典作品，不僅記錄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宏大變革，還以細膩的筆觸、飽滿的情緒和自成一派的敘事手法揭示了個體生命的情感流變與命運走向，柳青的《創業史》、趙樹理的《三里灣》等亦然。對這些農村題材創作的經典書寫進行探討，不僅是對優秀作品進行解讀，更構成對當下“主題創作”的辯證思考，有助于為目前創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供解決思路。

對“十七年文學”的精神遺產進行追溯，探討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傳承周立波《山鄉巨變》的創作精神，繼承和重塑作家們那些經典書寫形態，是當下研究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主編魯太光表示，周立波為人單純直爽，甚至有點暴脾氣，與其小說主人公，特別是基層干部大多溫和、細膩、任勞任怨的個性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從側面證明了他為書寫那個時代的“山鄉巨變”浸潤鄉村生活之深切，對自己身心改造之全面。此外，塑造李月輝、劉雨生兩位具有“女性”特征的基層干部形象，是因為他已在下鄉實踐中充分感悟到，社會主義建設不同于此前暴風驟雨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場和風細雨的社會革命、文化革命、心靈革命，任務更加艱巨和復雜，社會期盼出現更溫和、有處理更復雜問題能力的基層干部。他基于這樣的初衷展開創作，如今看來意味深長，值得今人借鑒。王光東認為，今天的農村題材創作不僅應重視把握文化因素與政治性表達之間的關系，而且應關注周立波傳統和趙樹理傳統的影響。其中，周立波的《山鄉巨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敘述農村生活，以帶有明確政治意識的姿態進入農村世界，而趙樹理的《三里灣》則“自下而上”地進行敘述，首先表達農民立場。兩種敘述方式在當代農村題材創作中的意義和價值皆有待探討。面對新時代、新要求，文學創作應體現出政治、文化及文學層面的高度自覺，以推動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小說評論》主編楊輝認為，盡管《山鄉巨變》等作品中具體人、事與當今不同，但其現實肌理、生活質感及對人心、人情、人性的描寫，和背后重要的時代信息至今仍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應當注重幾個問題：一是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柳青的《創業史》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盡管風格各異，前者剛健，后者柔軟，但都描寫了時代的宏闊之變和特殊的肌理革命，精確理解了時代變遷中的復雜人心。而缺乏對時代總體性的把握，繼而錯失理解和表現時代變化的可能，正是當前“主題創作”難以產生這般精品的重要原因。二是如何將人物、故事融入時代的日常肌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能自覺地把具體的人與事放在生活現實的矛盾里推進，因此，對于主人公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包括過程中的自我磨礪和自我創造的描摹都切己、切身，和時代的廣闊問題密切相關。這恰恰為當下創作所缺乏。當下不少作家滿足于憑借他人口述或短暫農村生活來進行創作的方式，疏離于時代的具體社會問題，這一現象亟需重視。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濤談到，“主題創作”延續的是一種“總體性”的寫作傳統。當前作品質量不高，主要因為作家對總體性的認同和信念不如柳青、周立波等前輩般飽滿、堅定。但在總體性瓦解后，作家在“主題創作”中要如何重拾或者重新聚合總體性，是一個極其復雜且艱難的過程。新時代部分作家開始放下對宏闊視野呈現的執念，轉而扎根日常生活敘事，聚焦生活細節。如羅偉章的《誰在敲門》就不再譜寫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而是落腳于日常生活。還有一些作家嘗試以人物小傳式的手法描寫鄉土中國的變化。就目前來看，這種寫作手法往往更能成功，也為鄉村注入了新的經驗。此外，當下“主題創作”的抽象性、觀念性問題較為突出。與其過度追求歷史、時代和政治上的正確性，不如重拾鄉土文學傳統，將地方性、風俗性的內容，如丁帆總結的“三畫四彩”——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融入寫作，并關注共通的人性和永恒的主題，而非僅僅追趕時代。陳培浩進一步指出，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擁有極其典雅的語言風格，顛覆了我們對于“十七年文學”的想象，細膩的描寫顯現出他在農業合作化題材上的獨到探索。超越歷史結構的獨特氣質極大增強了作品的辨認度，使其在今天仍具有深入討論的價值。今日的作家也應與“主題”建立一種深刻的身心關系，深入生活，融入題材，而非僅僅“路過”，作短暫的采風。

周立波的小說作品深刻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敘事語言和場景塑造也極具個性，呈現出別具一格的藝術色彩和審美趣味。其中，《山鄉巨變》在周立波的創作中極具代表性，展現出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院長羅宗宇教授綜合《山鄉巨變》和周立波的其他短篇小說進行分析，認為其作品在表現時代政治主題，即“載道”言說時也保持著抒情性。這種抒情是審美化的藝術抒情，通過鄉土風景描寫、民間歌謠引用、民俗風情展現、人物語言使用、生活場景構建等多種方式體現。譬如《卜春秀》中寫益陽初春季節草木蔥蘢、陽雀子鳴叫的民間風格，景美襯托人美；《民兵》中幾次穿插舊山歌，以歌抒情；《山那面人家》《下放的一夜》中書寫農村婚禮和鄉土療法等，顯示了湘楚文化的浪漫性和傳奇性等等。周立波引用歌謠的傳統可能來自沈從文，而其作為南方作家對南方鄉村景致的描摹也增添了小說的雅致之感。對富有日常生活情趣的場景的敘述，更使得他的小說在嚴肅的政治之外增加了生命趣味，如《卜春秀》和《禾場上》中對姑嫂打鬧和農民聊天場景的描寫。通過這些抒情手法，周立波的作品在展現時代政治主題之外，散發著扣人心弦的藝術魅力。任美衡指出，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建構了復雜、隱秘且富有特色的人居環境敘事，展示了一幅內涵豐富的風水圖。通過描繪人居模式、結構及變動等來影響人物塑造，展現人物與環境的博弈與依存，形成獨特的敘事動力。該敘事模式以自然人居為底色，泛政治化人居為主導，反映了20世紀50-70年代的時代特色，并深刻影響了改革開放后的農村題材創作，強化了現實主義美學的引領作用。中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鄒理則關注《山鄉巨變》的現實書寫和情感表達之間的關系，認為《山鄉巨變》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典雅的筆觸和濃厚的情感表達。此書歷時6年時間才創作完成，濃縮了益陽清溪鄉在內的至少5個鄉村的合作化事實，是周立波多年深入鄉村調研的產物。面對動員民眾加入合作化的難題，他采用“以情動人”的解決方式，與趙樹理截然不同：趙樹理以說理、算賬的方式，將合作化的意義與農民切身的經濟利益相結合，促進他們理解；周立波則安排不同身份的人物前往農戶家中，以情感交流的方式解決問題。此外，湖南農村缺糧的現實也在文本中通過情感方式進行了反映，而非如一些評論者所說，周立波為了抒情傳統或者美化合作化而有意對此進行回避。小說中張桂珍對劉雨生的抱怨中就透露了他們家中無米下鍋的現狀、謝慶元思想退步也與他家中缺糧導致欠下的一身債緊密相關。人物細膩的情感聯結和處理矛盾的情感方式，皆折射出周立波溫情的一面，也體現了他“以情動人”的文學處理現實的方式和獨特的美學風格。

三、“中國式現代化”與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歷史站位

農村題材作品不僅承載著有關農耕社會的記憶與反思，更記錄和闡釋著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當下的鄉土社會已發生顛覆，新農村形態、新經濟樣貌和新生活方式取代了舊有的村落風貌，農民的身份與生活也發生了全新變革。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在此背景下，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被期待在延續傳統精神的同時融入現代化進程，深刻表達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思想和獨特路徑。正如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張宏森指出：“現代以來中國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呼應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歷史，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一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最具分量的‘主流’‘主線’之一?！睂τ谛聲r代農村題材創作應當采取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以及在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之間找到平衡的具體措施等，也成為有待總結的內容。

與會專家強調，創作與評論應調整歷史站位，立足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進程，以辯證的眼光看待鄉村、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呈現的復雜性與多樣性。王光東表示，農村題材創作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始終貫徹著從“道德主義”角度思考社會發展進程的方式方法。從1986年的《古船》到2014年的《日頭》，再到2023年的《星空與半棵樹》，眾多作品倡導以善為本、仁愛尚義的文化情懷。真正的道德無疑是超越利益對立，符合人性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也要求經濟與道德精神協調發展。在新時代，守護和發揚這種道德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的關鍵，重新理解“道德主義”在文學創作中的意義尤為重要。劉艷指出，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點提及柳青傳統、柳青精神、柳青方式等議題，2022年，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和“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先后在湖南益陽啟動，周立波傳統、周立波經驗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關注。王躍文的《家山》、熊育群的《金墟》、歐陽黔森的《莫道君行早》都是“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成果，在地方志書寫傳統的賡續、文化記憶的保留、非虛構與虛構的融合以及傳統文化傳承等方面做出集中探索，有助于總結新時代文藝精品的藝術規律、創作指征。評論界應當以全新視野看待這些創新變化，調整研究視角，謹防研究滯后于創作的現象發生。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應改變“審視”姿態，深入時代肌理，打破同質化，革新手法，揭示山鄉巨變中的矛盾與和諧，為鄉村發展提供思想與精神力量。同時，還針對當下創作的整體狀況展開了討論，肯定現有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對新時代農村風貌的表達，也指出了后續創作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湖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卓今強調，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需注重實在性和引領性。實在性涉及經驗性和資料性，當前多數作品缺乏作者親身體驗，導致對鄉村本質的描摹不足，平庸之作泛濫。引領性則要求作家把農民作為主體，而非他者，避免與現實脫節。批評家和作家應在認知和美學定位上保持前瞻性，轉換視角，反映中國式現代化對農村的影響，展現農民與城市青年在網絡時代的相似追求，推動創作走出傳統想象和資料拼貼，以真實體察滋養文學。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培浩表示，新時代寫作者應思考要與“主題”和時代建立何種關系。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強調，文學應形成自己的歷史，而非僅適應預設的歷史結構，這對作家至關重要[yoo。歷史結構的存在召喚并塑造了當下的現實主義創作，但若作家僅滿足于成為歷史結構的回聲，而不創造獨特內容，注定會導致寫作的平庸化。好的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應當如種子般在土地中生長，真正置身其中，而非成為盆景式的擺設。李松睿認為，相較于“鄉土文學”豐富的創作面向，當前農村題材創作過于集中于刻畫經濟發展。大量作品模式化地描繪主人公回鄉致富的故事，缺乏思想深度和文學獨特性，而更像是央視農業頻道《致富經》節目的文字版。在媒介競爭和轉化的時代，文學文本在視聽媒介面前本就表現出影響力逐漸下滑的形態，倘若還主動“致富經”化，更會喪失讀者。問題關鍵在于缺乏經濟細節和“爽文化”邏輯主導創作，導致情節同質化、人物塑造薄弱。作家應避免簡單化的經濟邏輯，重視細節刻畫和人物塑造，重新增強作品的藝術張力。

需要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是需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投射在文學領域，就反映在中國文學作品可以通過海外傳播等方式，加強文化交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在中國農村題材創作的海外傳播狀況方面，現已可整理出較多數據，這為后續農村題材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提供了指引和參考。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謝淼選取沈從文、周立波、韓少功三位湖南作家展開論述，指出，其三者的創作不僅代表湖湘文學，還代表了中國鄉土文學的田園牧歌式、新農村新生活式、民族寓言式三種不同類型，具有典型性。作家本人跟世界文學的關系也與其作品在世界的傳播呈現出一種互動影響關系，如周立波、韓少功不只是作家，還是翻譯家，他們的創作就自然流露出與跨文化傳播相關的多義性、延展性與闡釋性，體現農村題材創作本土性與世界性的融合。其次，域外學者對于中國文學解讀存在意識形態特色，展現出了立足自身文學史建構，在經由中國后返回和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路徑。此外，三位作家代表作，如《邊城》《暴風驟雨》等的域外戲劇、電影改編對他們的國際傳播都產生了積極作用。從中也不難看出，文學作品如何實現跨界和破圈，由漢學界輻射知識界、讀書界、大眾傳媒，甚至進入他者國民生活建構，是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走出去”也“走進去”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四、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模式類別與理念導向

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在模式及形態上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當前的創作既延續了傳統的“鄉土文學”的敘事路徑，又在新時代背景下不斷創新，形成了新的敘事模式、敘事形態。在理念導向上，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更加強調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注重反映農村生活的真實面貌，同時積極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農村社會在新時代的變革與發展。對現有作品的創作模式及理念取向等進行探討，有助于全面把握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的獨特性與發展方向，為其進一步繁榮提供理論支持與實踐指導。

基于對新時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提煉和總結，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王春林明確點出，小說創作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文化想象方式，新時代的不同創作主體面對同一鄉村現實，在想象方式上也存在差異，由此形成三種不同的鄉村書寫模式：一是以《寶水》和《雪山大地》為代表，緊密配合黨和政府相關農村政策的書寫模式，深刻關聯到“十七年文學”中那批關注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鄉村題材作品，而如果說當年柳青、周立波、趙樹理等作家的寫作顯示出了不容否認的現實主義品格，當下的一部分作品相較之下則更像是一種對于鄉村生活的“新浪漫書寫”，與農村真實存在的空心化、潰敗不堪的現實存在反差；二是繼承趙樹理“問題小說”傳統的“批判式書寫”，這類創作自覺揭露和表現鄉村所存在的問題，并且進行多方面反思，如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就分別從社會生態、自然生態和政治生態三方面對鄉村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批判反思式的書寫；三則是延續魯迅風格的、帶有精神啟蒙性質的書寫模式，數量較少，卻引人矚目，如麥家的《人間信》就帶有強烈的自我精神批判。在當下的農村題材創作中，我們無疑需認可第一種書寫模式，但同時也應肯定后兩種的意義與價值，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絕不能遺忘魯迅的啟蒙思想和趙樹理的“問題小說”傳統。劉大先指出，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可歸納出三種取向：一是以羅偉章《誰在敲門》為代表的挽歌敘事，探討農耕社會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形態轉向；三是以陳彥《星空與半棵樹》為代表的對于基層權力毛血管的敘事的延續，帶有獨特的批判色彩和超越性意味。三是以大量報告文學及喬葉《寶水》、老藤《草木志》、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等為代表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類“主題創作”，這類作品鋪天蓋地，泥沙俱下。新時代農村題材敘事應當注重聚焦，作家應對農民身份變革形成更清晰的認知，關注他們在生活、生產方式，乃至情感結構、感知方式上的轉變，重視細節質感。同時應注意農業在科技輔助下的兼業化和升級問題，思考城鄉一體化進程，由此抵達一個更加深遠的、具有哲思性的命題。龍永干則聚焦湖南作家的農村題材書寫，指出，21世紀以來，劉春來、韓少功、王躍文、沈念、蔡測海、馬笑泉、鄭小驢等一大批湖南作家的相關創作可分為幾類，一類描繪農村道德在物欲化、市場化語境下的特定憂患，探索農村和農民怎么在現代化語境中實現轉型，如《夏天塘》《青年結》等；一類把鄉村置于百年中國歷史蛻變過程中，闡釋湖湘精神，表現民間生存意志，如《巫師簡史》《大地芬芳》等；一類是新農村建設和“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下的寫作，如《鴻溝》《南山謠》等。湖南新時代鄉土書寫還具有地方性和守成性特點，善寫民風、民俗，以及三湘四水的自然風光，在對匪事、巫術的描繪極具特色。但就整體來看，從藝術表現到內涵發掘都比較保守，創新度較低，不過王躍文在《家山》中，將民間立場和現代理念、人民身份和歷史主體、時代政治和倫理文化進行了一個柔性結合，遵循時代主流要求書寫鄉土變更，值得特別關注。

根據小說書寫內容和故事構建，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可以被劃分為多種形態。對此，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張麗軍表示，當下的中國農村題材文學呈現出多重空間敘述邏輯，形成了進城文學、返鄉文學和城鄉交融的文學三種形態。其中，進城文學自20世紀90年代就在被大規模書寫，新世紀后形成整體性格局，在賈平凹的《高興》等小說中，城市也已由此前妖魔化、惡的形象逐漸轉化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此外，當下涌現了大量的返鄉文學，如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張煒的《融入野地》、陳濤的《在群山之間》等，都流露對于鄉村的真情，書寫重返鄉村的探索。而關仁山的《白洋淀上》、喬葉的《寶水》等城鄉交融的文學則打通了進城和返鄉的界限，用整體性、開放性視野探討了空間和生態變遷，讓個體生命重新融入鄉村振興、城市建設的進程中，重建鄉村精神。作家不再使用機械的、政治性的寫作，而是表現出一種生命內在的呈現和交融，由此也才真正創作出了體現新鄉村現實、新民俗文化和新農人形象的高品格作品。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郝敬波則落腳于新時代農村題材小說的故事形態分類，認為這些作品總體呈現出“寓言式”“場景式”和“記憶式”三種故事形態。其中，寓言式故事形態的小說對鄉村時空進行隱喻化處理，帶有哲學性思考和更多戲劇性、故事性的元素。如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張煒的《河灣》等就通過有關星空、半棵樹、貓頭鷹、河灣的寓言，呈現突出的道德理想主義、自然生態思想和生命哲學思考。場景式故事形態的小說，如喬葉的《寶水》、關仁山的《白洋淀上》等，注重敘述鄉村現實場景的變化，凸顯個體的生命經驗和歷史意識。作家多以“調查”方式介入鄉村世界，在強烈的時代感中書寫正在變化的鄉村生活。記憶式故事形態的小說則重視在主體的重新構造中觀察鄉村世界，以作家個人鄉村經驗、鄉村記憶為基礎，體認鄉村的歷史與現實，如魏微的《煙霞里》和胡學文的《龍鳳歌》。這三種故事形態都彰顯著作家在新時代對鄉村世界敘述的新美學視角，并提供了具有獨特時代感的美學標識。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光芒對專家發言進行評議，表示此次論壇的話題之前沿、問題之敏銳、視野之開闊、觀點之新穎、思考之深刻、論述之辯證等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是真正達到新時代的思想高度、文化廣度和理論深度的一次高端論壇。在新的文化發展階段，應當如何理解“主題創作”，如何重新闡釋“鄉土文學”“農村題材創作”等概念，如何重新辨析和接續五四以來的鄉土文學傳統、現代時期以魯迅、沈從文等為代表的不同傳統，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周立波傳統、柳青傳統、趙樹理傳統，甚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各種傳統，都需要學界、評論界和創作界進行持續思索與觀照。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承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訴求與現實需求，既是對現代以來相關創作理念的繼承與革新，又是對當代社會變革的深刻回應。怎樣靈活處理作為范式的文學經驗，在保持前瞻性的基礎上抵達鄉村生活的深處，全方位表現新鄉村現實、新民俗文化、新經濟現象和新農人形象，決定了文壇能否收獲更多昭顯時代品格的鄉村敘述。本次論壇不僅為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指明了方向，還通過探討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真實與虛構、文化與社會等多重維度，重新審視了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核心價值與時代使命。如趙炎秋所言：“中國學派應該討論并促進、完善中國文學民族形式的發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文學研究應為新時代文學發展注入新觀察、新主張，推動農村題材文學朝向精品化邁進，同時也應促使作家以深度融入鄉村的姿態，捕捉時代精神的細微脈動，創作出既具地方性細節，又能超越地域限制的文學精品，進而以獨特的美學價值和深邃的人文關懷回應當代社會的復雜訴求，豐富中國文學的精神版圖。

（發于《武陵學刊》2025年第4期）

作者簡介：

晏杰雄，中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主任。

丁思存，中南大學人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