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帶一本書離開巴黎》終于出版了。我很難簡單地用“評論集”或者“隨筆集”來概括它，因為在這本書里，有法語文學評論，有影視藝術介紹，有巴黎生活隨筆。全書分為“文學”“藝術”“城市”三個部分，像一塊七巧板、一個萬花筒，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文學塑造了我，藝術啟發了我，而這一切都是在巴黎發生的。這本書的自序《流動的盛宴，永恒的巴黎》最初發表在《文藝報》“世界文學地圖”欄目，我在其中分享了很多在巴黎收獲的美好時刻。

時間回到2020年11月，我被外派到巴黎工作。當時城市仍有宵禁，出門需要填寫證明，于是下班后的晚上我就待在家里讀書。懷揣著想要把法語新書推介給國內讀者的想法，我寫了一篇又一篇書評。2021年夏天，巴黎解封，電影院恢復營業，我辦了一張年卡，開啟了沉浸于電影院的時光。2022年我遇到了兩部非常喜歡的新片：《巴黎夜旅人》和《晨光正好》，影評也投給了《文藝報》。與此同時，我看了很多展覽，伊夫·圣羅蘭的高級時裝，蘇珊娜·瓦拉東的肖像畫作，觀看激發了我的好奇心，我仿佛走進了一個又一個平行世界。

收錄在這本書第一、二部分的內容基本是在報刊上發表過的文學、影視和藝術相關文章。然而，我一直覺得比這些更有趣的，其實是我的巴黎生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體驗過的巴黎生活。所以，在做完前面的整理工作后，我決定動筆寫一寫，于是有了這本書的第三部分。這部分文字可能還稍顯稚嫩，但絕對是我的誠意之作，我的出發點是希望盡可能以一種輕松的方式去記錄生活中的故事。這些故事見證了我在巴黎的探索與思考，也塑造了我現在的喜好與品格。

閱讀平臺上有一個條目叫“每天晚上睡覺之前寫下當天發生的3件好事”，我在這里留下了600多條記錄，初衷是覺得如果不寫下來，就一定會忘記，久而久之竟然成了一個習慣。白天，我出門在外，睜大雙眼；晚上，我回到書房，敲打鍵盤。黃葒老師的推薦序標題“站起來生活，坐下來寫作”完美詮釋了我在巴黎的日常狀態。這些年，我把自己看作是語言的學習者、城市的觀察者。我留心地鐵站通道的廣告，我觀看公交車車身的海報，我閱讀集市果蔬攤上的標牌，我學習展覽現場畫作旁的介紹。我穿梭于真實的城市街道，一邊走路一邊思考；我徜徉在虛擬的文學海洋，一邊閱讀一邊思考。

我讀了旅居德國的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的《和語言漫步的日記》，像她一樣收集生活中和語言相關的時刻。我在書里也舉了幾個例子：在果蔬店購買甜菜頭，第二次見到收銀小哥時，他對我說了句“rebonjour”（“你好”，但是比起“bonjour”帶著某種“我記得你”的意思）；在餐廳吃完飯準備去看電影，服務員小哥用“bonne séance”（觀影愉快）和我道別；我告訴店員只要一顆冰淇淋球，她耐心糾正我“球”這個單詞是陰性，應該是“une boule”。

我讀了印度裔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羅馬日記》，在她筆下，學習外語不再是“和語言漫步”，而是“在溺水中學會游泳”。她還沒有熟練掌握意大利語，就只身跑到羅馬生活，她用意大利語寫日記，她渴望的是“被人理解，并理解我自己”。當她寫下“我能沿著這門語言的邊界行走，但它的內部始終躲避著我”時，我在內心大聲疾呼，我學習法語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次我在巴黎看病，我才剛開口，年輕的醫生用英語溫柔地說道：“我們也可以講英語。”我說：“不，我要講法語。”那些法語母語者根本無法想象，我有多么著急想要掌握他們的語言和文化。

法語聯盟邀請了作家米格爾·博納富瓦分享他的新書。在活動現場，我才知道作家的父親是智利人，母親是委內瑞拉人，曾作為外交官派到法國工作。盡管作家在巴黎出生，但是他跟隨父母輾轉各地，主要在委內瑞拉和葡萄牙生活，就讀于當地的法國學校。成年后，他還在羅馬和柏林短居。他的妻子是丹麥人，他開玩笑說如果妻子的父母來家里做客，那么餐桌上將出現好幾種語言。之所以選擇用法語寫作，是因為在他眼中，法語是一門“藝術的語言”。在簽售環節，我向他請教學習心得，他告訴我一定要多說。

我在新書里也記錄了我在巴黎學習語言的故事，有巴黎市政府給成人組織的法語夜校課，也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午安排的法語閱讀課。在課堂上，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是我最感興趣的主題之一。有次法語老師突然說了句：Voilà！然后他問我們，在你們國家，這個詞要怎么翻譯呢？別看這么簡單的一個法語單詞，它夾雜了一種“你看啊”“就是這樣”的意味在里面，這些復雜情緒要如何在譯入語中表達，我思考了很久也沒有答案。

我在巴黎尋找帶字幕的電影來練習聽力。放映前，屏幕上總會出現一行“溫馨提醒”：“本部法語影片為帶字幕版本”。每次這個時候，觀眾席里總有幾個人發出嗤之以鼻的聲音。和他們不同的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帶字幕的電影了。有了字幕，很多我聽不懂的句子就以文字的形式直觀地呈現在我眼前。那一刻我明白了，因為我在這門語言中處于“弱勢”，需要得到幫助，所以我才更能體會到這種人文關懷的力量。

電影院屬于每個人，劇院也是。這些年我在巴黎看了近200場演出，我的法語還沒有好到可以不費力氣全部聽懂的程度，所以很多時候都看得一知半解，但這并不妨礙我坐在劇院里感受戲劇的魅力。2024年，法蘭西劇院的外墻貼了一張通知，上面寫道：從3月1日起，劇院提供帶字幕的眼鏡。歸還機器的時候，我看到演出當日的申請名單上只有我的名字。也就是說，在法蘭西劇院的后臺，有一位工作人員一直實時跟進字幕，僅僅是為了我一個人。我熱愛的這座城市，也在以她的方式，用溫柔包圍著我。

巴黎的文化氣息滲透到各個角落。有次我在餐廳吃飯，店員問我還要不要甜點，我說今天先算了，我一會兒要去看電影，時間有點趕。他問我看什么電影，我告訴他是《驢皮公主》。他說，哦，雅克·德米的電影。他問我是不是第一次看，我說是的，但我看過德米的其他影片，不過我更喜歡的是瓦爾達。他笑了，說這部電影非常不錯，他看過好幾遍，他相信我一定會喜歡。還有一次，戲劇《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結束后我去前臺買劇本，工作人員問我喜不喜歡這場戲，我說太喜歡了，我問他，這是新排的戲嗎？他說不是的，七年前這個戲就在這家劇院演過。他又介紹了這位導演的其他作品，還提到不久后14區的劇院會有另外一場演出。

這位導演名叫蒂亞戈·羅德里格斯，是我近年來最喜歡的戲劇導演。早在2022年初，我在奧德翁劇院看過他的《櫻桃園》，但當時我的關注點都在演員伊莎貝爾·于佩爾身上。和前臺小哥交談完，我開始搜索羅德里格斯，又陸續看了《由心》《戀人合唱團》《赫庫芭，不是赫庫芭》。我甚至見到了導演本人，排在隊伍最前面請他在我買的劇本上簽名。羅德里格斯不是法國人，他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生，2022年9月起擔任阿維尼翁戲劇節總監，也是第一位外籍總監。《由心》是他自導自演的作品，現場很多即興內容，非常考驗語言功底。盡管他在臺上調侃自己的法語，但其實他講話流利極了。我真羨慕他，我希望自己也可以說得和他一樣好。

在巴黎的每一天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因為總有新的體驗和新的感悟。前不久，我在奧德翁劇院看了一場不花錢的戲，名字是《臺上的弗雷斯訥》。開場前，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弗雷斯訥是一座城市的名稱，其中的弗雷斯訥監獄是法國三大監獄之一，主要關押輕罪犯人，而這場戲的演員就是這所監獄里的服刑人員。在過去的兩個月時間里，兩位專業演員每周三次前往監獄指導排練，于是有了當晚的舞臺呈現。這項計劃從2014年開始實施，直到今年一共在奧德翁劇院上演了8場演出，140名服刑人員表演，5000名觀眾觀看。謝幕的時候，臺下掌聲雷動。

在《我用中文做了場夢》里，意大利人亞歷講述了他在中國的生活。我同意他的說法，異國他鄉就是夢幻島，“一個可以讓時間靜止的地方。遠離自己的原生社會，沒有人催你到點要怎么樣，你因此獲得了某種無年齡的身份”。但同時，“失去的是生活的節奏。二十多或四十多，你可能過得都一樣”。站在夢幻島的入口，我們各自交了門票錢，剩下怎么生活就看自己了。2013年9月，我第一次拿到了這個夢幻島的門票，開啟為期一年的本科交換學習。出發之前，我讀完了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后來當我真的置身巴黎，親眼看到了凱旋門、方尖碑、巴黎圣母院，林達筆下的文字變得具象，變得有形，變得鮮活。我在想，要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寫一寫我眼中的巴黎呢？《帶一本書離開巴黎》這個書名在那時就已經悄然萌芽。

重新回到巴黎這片土地，我比學生時代更加珍惜時光。我像一塊海綿，在工作之余擠出時間去用力生活；我像一株植物，大口吸收著這座城市提供給我的文化養料。雖然我一刻也沒有停歇對這門語言的學習，對這座城市的探索，但是四年過去了，我發現夢幻島里的很多設施我還沒有玩，又或者，即使是一個設施，玩一次和玩兩次的體驗也不盡相同。不僅如此，我還可以將巴黎作為圓心，利用年假去參觀附近的其他夢幻島。繼巴黎之后，我在《文藝報》又發表了有關都柏林、雷克雅未克等文章。等待《帶一本書離開巴黎》出版的一年時間里，我寫了更多的城市文學游記，里昂、華沙、奧斯陸、馬拉喀什、盧布爾雅那等等。新的書稿已經整理完畢，它的書名或許可以叫做《帶一本書從巴黎出發》。

（作者系法語文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