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游，女，1994年11月生，漢族，湖南湘潭人。中南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摘要：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事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文學在表達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基礎上，呈現鄉村書寫與個人情感結合、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結合；通過歷史敘事展現各民族之間天然的歷史聯系，民俗敘事體現少數民族作家自覺的文化認同和追求，神話原型敘事蘊含著“社會共同體”的集體性表達。這些不同的敘事蘊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闡釋，也印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格局。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多元一體格局

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占據顯要地位，也承擔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文化使命。這不僅表現為少數民族文學因地緣文化的獨特性而受到的關注，還體現在“民族文學中蘊含著民族民眾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1],書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隨著少數民族文學的不斷發展，學界對少數民族文學各個層面的探討日漸增多。就共同體意識層面，其成果多聚焦于少數民族文學的性別研究、作家個案、審美轉型、功能研究和批評話語等問題。如歷屆獲得駿馬獎的女作家作品共同呈現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符號[2] ；彝族作家呂冀的小說實踐著“主流意識形態敘事的精神主脈和審美旨歸”[3] ；十八大以來少數民族詩歌在審美共同性和整體性上的突出表現[4] 。少數民族作家不斷推出重塑民族精神和社會進步的優秀之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動力和實踐路徑”[5] 。與此同時，有學者反思了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他者話語產生根本原因在于偏離了自身的主體[6] ，提出應積極構建鑄牢中華共同體意識的研究范式。還有學者從“多民族文學”的概念說明“鑄牢共同體意識的自覺”[7] 。已有研究甚少從少數民族文學共同體意識的話語表達、呈現方式展開。對共同體意識話語表達的研究居于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地位，是因為少數民族文學的話語建設與鑄牢共同體意識息息相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少數民族文學為重要載體進行敘事，需要了解其在少數民族文學中的呈現方式。而文學作品的話語、呈現方式與敘事緊密相關。因此本文將從以下三方面探討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表達

各民族作家書寫歷史與時代、國家與個人等內容，與民族文化進步和發展息息相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理論成果。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8] ，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實際上，少數民族文學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致力于書寫民族團結精神，“對新中國凝聚力和向心力都發揮著支撐作用”[9] 。民族團結離不開民族國家形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表達，可分為“民族團結話語”“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為民族團結話語表達。就民族團結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而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促進民族團結的保障。民族團結是外在狀態。話語背后是一系列的語言結構，是介入社會過程的力量。語言不是單純地反映世界，而是“直接參與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的構成”[10] 。因此，“民族團結”話語旨在使各民族之間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建立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和愿望的和諧、友好關系。少數民族文學在書寫民族團結話語的表現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其一，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對各民族團結的書寫。新中國誕生于革命的炮火之中，許多作家有著“武裝斗爭生活”的實踐經歷。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眾多少數民族作家和漢族作家一樣，紛紛描寫革命歷史題材。這符合作家們深感新中國勝利來之不易的創作心態。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少數民族小說以革命、歷史、階級、戰爭等潛隱著民族團結話語的表達。如彝族作家李喬《歡笑的金沙江》（1955）突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團結中的引領作用，小說描寫彝族人處在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政治矛盾三股力量的交織之中。丁政委是解決這些矛盾的核心人物，他和彝族小伙子等人巧妙化解了各個矛盾，促成彝漢一家親，并最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殲滅國民黨殘余勢力。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1958）沒有將蒙古族和漢族處理為二元對立關系，而是自覺構建“新中國”的美好愿景。蒙古族作家扎拉噶胡的《紅路》（1959）和壯族作家陸地的《美麗的南方》（1960）也敘述各民族知識青年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紛紛走上了革命道路。這一時期民族團結與當時革命勝利的語境相得益彰，并強化共產黨的引領作用，將各民族之間以共同的勝利進行鏈接。

其二，新時期對各民族團結友愛的書寫。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側重于選擇象征性的意象、描寫美好人性等方面建構民族團結話語。藏族作家降邊嘉措《格桑梅朵》（1980）依舊遵循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政治導向為主的書寫方式，小說在題材、情節、人物等方面都圍繞著民族團結、和睦友好的主題，如藏族同胞和僧眾等一起支援紅軍，各民族之間相互了解增進了友誼，加強了民族團結。回族張承志的中篇小說《阿勒克足球》（1980）敘寫了北京知識青年受蒙古牧民善良的心滋養，把自己的青春熱血拋灑在草原上。小說中蒙漢血肉聯系正如絢麗的草原風光那樣美麗動人。達斡爾族作家巴雅爾《玉石煙袋嘴》（1981）以深紅色的“玉石煙袋嘴”為小說線索，通過煙袋嘴的失而復得敘述了“達漢一家”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誼。這時期反映民族團結話語的小說依舊具有政治色彩，但逐漸祛除了階級為綱的敘說腔調，而是以真情、真性講述各民族深厚友情、唇齒相依的關系。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短篇《瞧啊，那片綠葉》（1981）運用蒙太奇的手法塑造了獵人拉杰維護民族團結的形象。“綠葉”寓意鄂、漢兩族都是兄弟，同為一棵樹上的綠葉。蒙古族佳俊的小說《駝鈴》（1982）中的“駝鈴”正如前文的“綠葉”一樣，是民族團結的象征。小說并不止于表現蒙漢的互幫互助，也表現了蒙古族“媽媽”觸人心弦的心靈之美。新時期少數民族小說在書寫民族團結話語時，側重于選擇生活中的常見意象。具體實在的意象與人性之美結合，在文本上調動隱喻和抒情功能。

其三，新世紀各民族相親守望的書寫。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偏向于從空間上建構民族團結的話語。空間轉向作為一種文化征兆也影響了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列斐伏爾認為：“空間已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國家利用空間確保對地方的控制、嚴格的層級、總體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區隔。”[11] 空間確實與民族團結的話語有著一定的聯系。特定的文化符號形成的教育空間有助于民族團結話語的形成，因而少數民族作家獨具匠心形構這一空間。如藏族達真長篇小說《康巴》（2009）展現了西藏康巴地區藏族、回族、漢族等民族間在分歧、沖突后最終回歸平和，有著各種宗教信仰的人能夠在這一地區和諧地進行平等交流交往交融。同樣以地名命名小說的有苗族作家何炬學的小說集《摩圍寨》（2009），該小說描摹了20世紀50-70年代苗族與周邊民族生活的側影，勾勒了“摩圍寨”這個現代式桃花源，仇恨和爭斗都在此處消解。小說以寓言的方式書寫著各民族之間和諧的關系。以上小說涉及民族團結的話語表達，卻并非以此話語為小說主題。主題與話語之間存在著聯系，是一種通往不斷被重復的話語的途徑，[12] 使得話語能夠在審定它的語境中得到討論。彝族作家馮良《西南邊》（2017）書寫民族團結的話語則更具典型性。小說主要構筑了涼山這一具有典型性、復雜性的民族團結與民族融合的空間，同時也反思著宏大框架下個體的情感與倫理。維吾爾族作家圖爾貢·米吉提的《王三街》（2022）小說名來源于新疆阿克蘇市區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以維吾爾族孤兒王三被漢族養父撫養成人的真實故事為原型，書寫各民族守望相親故事。各民族作家在各自不同的空間中進行文學創作，民族團結的意識內化為寫作的自然心態，發揮各民族齊心聚力、融洽發展的正向價值引領作用。

話語是一種語言修辭，具有建構功能。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民族團結話語并非只是以語言為基礎的抽象呈現，而是與敘事線互動關聯。少數民族文學對民族團結話語不同時期的實踐也表明著中國文學實踐的與時俱進。少數民族作家們結合純熟技法進行多元表達，民族團結的話語表達更加自覺。

第二個層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表達。中華民族共同體涉及政治、文化、情感等方面，同時，中華民族作為統一的共同體始終不能脫離國家的視角，離不開國家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手段。少數民族文學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

其一，少數民族文學激發中華民族共同體情感。少數民族文學通過強化共時性的國家歷史記憶，如革命歷史書寫國家共同的重大歷史，喚起民族共同體的愛國熱情。彝族作家李喬在新時期以《一個擔架兵的經歷》（1979）生動敘述了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戰士們為國捐軀的英雄事跡。滿族作家寒風的《淮海大戰》（1980）以22萬字的篇幅展現淮海大戰中幾位軍事領導者的運籌帷幄，贏得了此戰的成功；藏族作家梅卓《月亮營地》（2009）主要描寫藏族人民的逐漸覺醒過程，他們最終為保衛祖國而戰。這些都極大振奮了中國人民的精神，加強了對國家的認同。

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走上復興征途的重要舉措，這一內容的書寫生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變革熱潮。少數民族作家重構這些人物、事件，以富有審美性、藝術性的方式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土家族作家孫健忠受改革思潮影響的《醉鄉》（1986），雀兒寨人民在國家新政策的鼓舞下發揮腳踏實地、勤勞致富的精神，生活和心靈獲得雙重的解放。壯族作家韋一凡《劫波》（1986）敘述韋氏家族三代人的愛恨情仇，及主人公擺脫宗族束縛得以進入國家改革的浪潮之中。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人心，少數民族作家更為注重這方面的表現。回族馬明康《十二寡婦》（1989）失去丈夫的寡婦們齊心合力開糕點廠的創業故事。對改革開放浪潮的書寫，引領人們對改革開放成就產生共情，想象未來美好生活，激發人們致力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責任感。

其二，少數民族文學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少數民族文學通過傳承、發展中華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共同體文化意識。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有著多元氣象，少數民族文學進行多元書寫才能更好地發揮文化交流、傳承、凝聚等功能。朝鮮族作家李元春《親戚之間》（1983）小說通過主人公尊老愛幼、鄰里和睦的民族精神。壯族作家黃佩華《公務員》（2007）對民族間關愛互助等精神著墨較多。少數民族文學在不斷納入中國主流文學發展體系的過程中不僅展現了愛國主義精神，還與國家意識、階級意識等結合孕育了“抗戰精神”、“延安精神”等極具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此外，新時期文學對“人”的強調一直延續到新世紀以來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小說重視人的主體性，孕育著獨特的“以人為本”的精神，重視人的發展與成長，表現對人的價值、命運的關切。如土家族作家田耳《一個人張燈結彩》（2007）聚焦底層普通人的悲歡離合，點亮生活那束溫暖的光。滿族作家夏魯平《去王家村》（2015）中主人公王寶貴冰冷的外表下有一顆溫暖、熾熱的心，在洪水中多次救人性命，小說塑造了他樂于助人的動人形象。

其三，少數民族文學響應國家政策號召，體現民族共同體政治認同。“過往關于集體行動的研究表明，群體認同是影響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核心變量”。[13] 自我歸類論也認為，“個體把他/她自己定義為某一個明顯社會類別當中的成員……往往會服從規范，應用他們社會認同的特質來界定他們在這種環境中恰當的行為”[14] 。也就是說，當少數民族作家的書寫緊緊圍繞國家政策導向，就代表他們認同國家的行動，為實現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目標而努力。如土家族作家孫健忠《鄉愁》（1983）中平靜的鄉村生活隨著國家的變革而前進。苗族作家向本貴《鄉村檔案》（2004）承受著生活巨大壓力的村民們呼喚著農村新的改革。藏族作家亮炯·朗薩《尋找康巴漢子》（2011）中大學生運用知識技術帶領村民發展經濟的創業故事。

二、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呈現方式

少數民族文學納入文學現代化之途時，側重于文學的功能轉變。[15] 于是從文本內部分析語言表達，探究作者字里行間的態度變得重要。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呈現方式，對傳播過程中的編碼環節和記憶、解碼環節都有重要作用。為了論述的方便，主要選取十八大以來具有典型性的小說作品為例進行分析。

其一，鄉村書寫與個人情感結合。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鄉村書寫歷來占據相當大的比重。[16] 鄉村問題也具有國家的戰略高度。少數民族作家對鄉村建設的積極書寫呈現出對民族國家命運的關懷，這主要表現在積極描繪個人在鄉村建設中的不同抉擇。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白虎寨》（2014）、苗族作家向本貴《兩河口》（2020）、侗族作家石慶慧《等待山花爛漫》（2020）等小說為少數民族文學鄉村主旋律書寫增添了一批嶄新的人物形象，如《白虎寨》中幺妹子利用傳統資源和現代科技為鄉村出謀劃策；《兩河口》中種田勞模楊廣文從小工蛻變成公司的經理；《等待山花爛漫》中清蓮和楊山打算畢業后返鄉改變農村現狀。這些人物為鄉村建設服務的過程，體現出他們對國家民族的關切。其中《白虎寨》將宏大的鄉村建設置換為個人的愛情、婚姻等情感，體現著共同體意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幺妹子和金大谷兩情相悅，幺妹子為了讓白虎寨村民脫離貧困，主張要先修好公路，讓村里的農產品能運輸便捷。她總是一再拖延和金大谷的婚期，還和金大谷約定村里通了公路才結婚。作者將個人情感與鄉村建設聯系起來，還多次重復敘述鄉村前途與個人生活之間的關聯。書中描寫剛而立的女朋友因車子沒通到家門口兒折返這一細節，既體現了農村人生存的現實質感，也將鄉村建設的國家問題置于日常生活的聯系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并未因個人情感和沖動就輕松地實現國家鄉村建設的目標，而是突出了實現目標的艱難過程。

“脫貧攻堅”是國家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許多少數民族作家以此為題材進行創作，將個人的情感投射其中。如壯族作家紅日《駐村筆記》（2017）以“駐村書記”毛志平第一視角的日記體，記錄了“我”參與紅山村脫貧幫扶的經歷。小說流露出現實生活中扶貧干部的真實情感，拉近了個人與國家話語的距離。一般而言，個人心理活動能充分展現個體情感的狀況。天橋年久失修拆除后導致道長老人失足跌落深澗，毛志平為扶貧小組工作的粗心深感抱歉。小說寫：“我的心突然一緊，像被掏了一塊，鼻子一酸，眼淚奪眶而出。”[17] 這也更加堅定了毛志平要改善紅山村貧困面貌的決心。如此《駐村筆記》將毛志平的個人情感與國家民族的鄉村事業有效地融貫為統一體，同時，小說也兼顧了其他個體在面對國家話語時的感受。如在扶貧一線的老跛身患癌癥，但他心系鄉村，出院后便馬上和大家一起投入工作。毛志平和老跛等人的身上顯示出對脫貧事業強烈的責任感。《駐村筆記》與《白虎寨》不同，沒有遵循過往“愛情+國家意志”的書寫路徑，而是以私密的日記記錄個人復雜的情感。個人情感流露和他人身體的關注等表明國家話語并未壓制個人情感，兩者取得了有效的平衡。

其二，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結合。少數民族文學將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結合，是國家宏大話語與世俗性的日常結合。話語對個體的生存境遇、價值理念有著文化規約，進而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歷史傳統中蘊含著中國語境的經驗、文化記憶，是時間表現的“歷史維度和社會結構層面透析的中國社會變遷的密碼”，[18] 通常會以較大的力量介入家庭、個人的生活之中。這意味著當“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19] 個體的生活是由日常普通的經驗構成的，與專業、高級的社會結構性活動有區別，它相對零碎。因此，依托日常生活構建的小說有著多元的價值觀以及能自由隨情感變化的文本形態等審美特征。

少數民族文學中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的合流，通常借由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折射國家政策、民族團結等的影響，其作品的價值觀和歷史觀使得敘述語言、人物對話均在主流敘事話語之中。馮良《西南邊》著眼于20世紀50-80年代涼山彝族邊地，書寫了彝族奴隸贏得解放、知青上山下鄉、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變遷。如此種種都潛隱在夏覺仁、曲尼阿果、木略、俞秀、沙馬依葛和吳升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木略和包辦婚姻的“妻子”離婚后，沙馬依葛得知木略要與俞秀成家，十分驚訝。政委當即批評沙馬依葛說：“白受教育了，不明白社會主義倡導的各民族一家親嗎！”[20] 作者借政委之口將民族團結的話語以人物對話的方式介入，這表明民族政策在彝族地區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對話雖然可以作為敘事話語的基本表現形式，但也不能排除其顛覆和解構功能。因此，人物的日常用語，也需要與人物行動保持一致。《西南邊》對民族團結的書寫不在于人物對話對民族政策的簡單傳遞，而在于主人公將“民族團結”付諸于實際。除木略和俞秀這對佳偶，夏覺仁和曲尼阿果從相戀、相知、成婚的過程也表現著彝漢民族一家親，兩人即使分居兩地也依然不離不棄。《西南邊》在面對民族團結等重大歷史問題時，作者沉入日常生活中該有的細部，體察和捕捉民族團結背后的復雜與深度，揭示宏大話語并非僅僅只是作為一種敘述的框架存在，也具有著人性的微妙和生活的豐饒，能夠有效傳遞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各種可能狀態。

同樣的，《王三街》也在歷史變遷和日常生活中講述著民族團結的話語。歷史的呈現帶著作家主觀的記憶，而“記憶景觀通過以歷史人物或事件命名街道，使歷史進入了城市日常話語，為歷史創作出空間永恒存在感和日常熟悉感”[21] 。《王三街》便是敘述新疆阿蘇克“王三街”的淵源以及發展，時間橫跨三四十年的歷史。其歷史筑基在維吾爾族少年王三被漢族商人收養教育逐漸成長的日常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是小說的主要風格特征，“隱含了作家對人的某些自然屬性的認同”[22] 。如小說寫王先生在去天津路上給王三講述的中華傳統故事。這看似在時代的大合唱只是個人的只言片語，卻有著獨特的生命魅力，是一個父親對孩子真切的愛。不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王三號召街坊鄰居為抗戰募捐，大家都很踴躍，最終募集的銀圓超出估計數額。小說以此強調各族人民積極團結在抗戰陣線的旗幟下，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小說“以小人物寫大時代”，[23] 但對時代具體、細節化的勾勒又緊緊圍繞著人物的視角，不著重表現人物受時代裹挾，而是有意識減弱時代背景所帶來的影響。其中特意講述了王三兒子王世英和朋友賣花的經歷。小說是這樣敘述的：“不去學校上學的時間里，他會把自己的漢族、回族、柯爾克孜族等民族的近十位朋友帶到家里，讓他們每個人都拿著一大把鮮花走在大街上到處賣花。”[24] 看似是講述王世英的經商頭腦，實則是隱含著從王先生、王三到王世英一家三代人都踐行著民族團結的話語，這預示小說營造的和諧團結氛圍也隨著王三街的故事延續下去。盡管歷史書寫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虛構的種種可能，但前者的書寫滲透著對現實的關照。“總能多少多少反映出具體敘事作品中現實再現的屬性”[25] 。歷史的主體在現實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相應的社會歷史觀。而歷史變遷具有時間的長久性、事物發展的過程性，與日常生活的細節結合，呈現出一定的可信度。基于此種前提建構的民族團結話語具有指向經驗世界的認識功能。

綜上，少數民族文學在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時，通過鄉村書寫與個人情感結合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通過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結合呈現民族團結話語，二者共同在社會生活、日常情感等方面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呈現方式與文本的各敘事元素有著一體兩面的邏輯關系。因此少數民族文學文本如何敘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意識”仍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三、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中華共同體意識”的敘事解讀

少數民族文學文本內部的敘事形態、敘事結構、敘事節奏和人物設置等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有著緊密的連接。下文將以少數民族文學為文本支點，從文學敘事層面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轉化。

（一）歷史敘事

歷史敘事展現的是歷史過程書寫，通過多種方式再現歷史事件并納入可供敘述的文本之中。近代以來，劇烈的政治社會改革給國人觀念、思想等方面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史學所建構的“華夷之辨”的立意和范式并不能適應中國人歷史觀念的重大變革。與此同時，基于殘酷的現實困境和國家人民自立自強的愿景，以新的民族歷史觀來闡釋中國多民族的起源和演變尤為重要。因此，“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提出后，各民族的“共同性”歷史書寫成了少數民族文學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的參照。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敘述事關百年來各民族關系和淵源、多元一體民族國家建設、中華民族未來前途命運等重大問題。少數民族文學對中華民族重要階段、事件的歷史性敘述，都占據著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重要篇幅，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敘事聚焦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歷程。這一點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以古代和近現代歷史為主要故事脈絡，表現王朝與特殊制度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形態。如蒙古族蘇赫巴魯《成吉思汗傳說》（1985）、藏族阿來《塵埃落定》（2000）、蒙古族海倫納《青色蒙古》（2017）等。當然，創作者講述歷史故事的能力并不體現于借助歷史事實本身，而是在于如何認識和敘事。《塵埃落定》另辟蹊徑，以麥其土司的“傻子”少爺視角講述他年少無知到參與民族歷史浪漫傳奇的建構，小說呈現了土司制度從盛極一時到土崩瓦解的歷史。小說“意在超越一般的歷史敘事”，[26] 透過傻子少爺富有情感色彩的語言，以個體的成長與結果暗寓著“歷史中個體”的宿命感，說明個體命運無法抗拒民族國家的召喚。《青色蒙古》描摹潮爾沁家族兩代人的故事，濃縮了戰爭、歷史等背景下蒙克巴圖、朵蘭、納欽、索倫高娃等人的個體命運。他們勤勞勇敢、踏實肯干。可無情的歷史像滾滾的車輪將他們的日常生活一一碾碎。相愛的人被迫分離，表現出歷史與戰爭對個人巨大影響的雙向反思。小說通過書寫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生活對比，譜寫著天下太平、國家統一的心靈愿望。

其二是表現現代國家體系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形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歷史小說，像馬加《開不敗的花朵》（1950）、瑪拉沁夫《茫茫的草原》（1958）等書寫蒙古族戰士與其他各族戰士在革命歷史斗爭中的團結友愛，側重于宏大的歷史敘事；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小說，像普飛《對象》（1981）、蔡測海《遠處的伐木聲》（1982）、朋斯克《金色興安嶺》（1983）等則訴說著那段傷痕的歷史，展現烙印在各民族心靈上的共同記憶。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敘事呈現出“個人化的民族歷史”，如《空山》（2009）描摹西藏小村莊機村百年歷史滄桑。阿來“用懷念的筆調和心情”書寫“那些消失的與正在消失的生命”[27] ，再現普通藏族村民那段純粹的社會生活史。“社會生活史作為國家形象建構的一種方式”[28] ，容納了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既立足當下又有歷史的傳統。此外，瑤族光盤《失散》（2019）通過書寫失散紅軍的敘事視角湘江戰役的艱難和紅軍戰士的革命初心。雖然戰爭中失聯的軍人不屬于革命歷史小說典型的正面描寫革命戰爭英雄的敘事架構，但紅軍個人的命運不是全由個人決定，而是納入到革命倫理之中。如普通紅軍王國禮將布鞋中的情報視為信仰，為此他甘愿犧牲自己的感情；月亮幾十年來守護著紅軍李華連的靈魂，矢志不渝。他們內心的堅守令人無比動容。此種“個人化”的歷史敘事源于“經過了長時段交流與融合的‘命運共同體’”，[29] 展現了文化與精神背后中國各民族復雜的歷史與現實。

（二）民俗敘事

民俗文化培育各民族人民的民俗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在與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經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成少數民族文學獨特的文化記憶。這些民俗敘事內蘊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力、向心力。民俗文化成為少數民族文學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敘事策略，主要表現在民俗的敘事形式、敘事模式等方面。

從民俗文化的表現視角來看，少數民族文學關于民俗元素的措置和構成，主要采取了場景化、情節化、意象化等三種不同的敘事形式，并且融合在一起確立民族化風格。少數民族文學以民俗作為敘事內容，自覺追求文化認同，體現出民族作家們較強的主體性與自覺性。然而民俗并不能成為單獨的敘事形態。民俗在文本中的復制重現，暗含著敘事主體對某種敘事話語的建構。這首先體現在少數民族文學對民俗的場景化敘述。壯族作家黃佩華《生生長流》（2002）中寫農家寨過年宰豬的情形：“在許多地域的農村，豬的嚎叫就意味著過年的序曲已經奏響。”[30] 無獨有偶，壯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說《上嶺村的謀殺》（2013）也呈現了壯族迎接春節的習俗。[31] “宰年豬過大年”場景化的敘事形式將春節寄寓著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升為一種民族凝聚力。其次，民俗情節化敘述則是將民俗的書寫作為推進小說故事的線索或動力。這對小說中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生生長流》中對春節殺年豬具體的情節化展現，塑造出農寶田對傳統民俗的維護和積極傳承，也表現出他濃厚的家庭大團圓情結。農寶田作為老一輩精神氣蘊和民俗特質的代表與小說中后輩對待民俗不同態度形成對比，從而完成小說的敘事建構。最后，民俗意象作為小說敘事的中心點，不斷反復出現在小說中。這種民俗的敘事形式避免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民俗流于形式。民俗意象的呈現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常見的為渲染小說氣氛而一筆帶過，民俗不與主要情節產生聯系，可謂信息型的民俗意象。二是作為小說敘事中心，并巧妙地組織和安排民俗。如此民俗意象能夠有機嵌入小說的深度結構模式。如黃佩華《生生長流》中“紅河”包含著生命的靈氣，在人與天地、河流的相處、交流中蘊含著鄉土的靈韻。“夜深人靜。躺在床上的農寶田聞到了紅河的氣息。”[32] 小說中的“紅河”即紅水河，在《生生長流》中反復出現，不斷書寫河流流域壯鄉文化的核心，寄托著作者的鄉土情懷，體現著其對中華民族地理意義上的文化認同。土家族作家田耳的《嗍螺螄》（2020）中“嗍螺螄”的飲食民俗也屬敘事中心。該小說靈感源于詩人田湘的《嗍螺螄》，也源于作者家鄉的水產“螺螄”。《嗍螺螄》的此種淵源體現著飲食民俗貫穿著各民族生活的日常，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構成、審美想象和地理記憶占據著重要地位。

（三）神話原型敘事

少數民族文學呈現的神話，多是具有共同祖先起源的同源神話，神話的結構有著相似性，反映著我們感覺經驗的共同特征。另外，從神話故事中可以總結出與人的本性或世界本原相關的原型，比如英雄形象等。原型是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穩定的心理圖式，是文學中反復表現的意象與主題，“即便是最具經驗主義取向的受眾也會深受其感染”[33] 。因此，各民族作家表現出對“神話”的迷戀，正體現出各民族之間對遠古祖先精神的相通，體現了集體無意識。如白族“望夫云”的神話自唐朝初始，袁珂將其歸入“解釋自然現象”的神話一類，有著“精氣化云”的原始思想。[34] 這一思想在《山海經·中次七經》中有些淵源，接著就是《高唐賦》《神女賦》中的巫山神女與其也有關聯。“精氣化云”與“精魂化物”本質上是相通的。這也表明“望夫云”的神話來源同屬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望夫云”神話出現在少數民族文學中，以人的活動為主要描寫對象，便形成了特定的敘事模式。可見神話結構與文學文本結合的背后是一套原型敘事框架。這影響著少數民族文學敘事模式的形成，如文本的結構模式、人物的行為模式、敘事視角等。

其一，多民族同源神話原型的存在會影響少數民族文學敘事作品的結構模式和人物模式。少數民族作家汲取這些神話營養的過程，就是神話原型被翻譯成敘事語言重新呈現于文本的過程。伴隨著神話原型的出現，將會自然生成一種神話體系的轉化情境。這也就導致少數民族文學敘事作品的情節結構和人物設置難免會受神話原型的支配。神話原型是通過引導讀者的心理來發生作用的。它使得敘事作品的情節設置、人物塑造等呈現出與神話原型的互文性。以格薩爾史詩與神話為例，受其影響產生的小說作品，情節結構和原型神話往往是兩個故事世界——格薩爾王生活的神話世界和子孫生活的現實世界；藏族作家梅卓長篇小說《神授·魔嶺記》（2019）基于格薩爾王史詩進行重新演繹。主人公阿旺羅羅經過種種磨煉，鍛煉心性，最終成長為“神授藝人”的繼承者。不同于《神授·魔嶺記》，阿來的《格薩爾王》（2009）講述現代化和全球化席卷之下，神話與史詩面臨消亡的現代困境，最終說唱藝人晉美通過不斷與格薩爾對話，完成了英雄的理想與信仰。從兩部小說的角色設置來看，不管敘事中涉及多少人物，真正主導著小說敘事走向的人物，是格薩爾和說唱藝人。格薩爾神話中格薩爾始終有一個對抗的勢力或敵人。再創造的小說則是說唱藝人不斷克服內心障礙走向成長。《神授·魔嶺記》和《格薩爾王》對史詩格薩爾王的重塑，增添了與當代心靈進行對話的內容，意味著少數民族作家適應新的時代要求，重塑民族精神。

其二，多民族同源神話的原型還制約著少數民族文學敘事作品中的人物行為模式，影響著敘事視角。就原型產生和傳承的方式而言，神話不斷類型化并通過集體無意識呈現于各種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中。神話是在不斷演化的特定過程中孕育出了類型化形象的土壤。如后羿射日的英雄神話在納西族、黎族、壯族、瑤族、哈薩克族等10個民族皆有對應，只是更換了不同的名字。[35] 這類英雄原型影響下塑造了一些英雄人物形象。如壯族作家陸地《瀑布》（1980）青年革命家韋步平；如藏族作家亮炯·朗薩《布隆德誓言》（2006）如格薩爾王一般反抗惡勢力的堅贊等。他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著大義凜然的犧牲精神。這些作品激發著讀者的英雄情懷，是中華民族不斷延續的精神火種，在此種熏陶下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多民族同源神話還作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閱讀的一種“前思維”，制約著敘述視角的確定。如“望夫云”神話的影響，白族作家們的相關作品皆預設了小說敘事視角要采取女子“等待男子”的心理視角，以便形成符合讀者期待視野的發展過程。如景宜《誰有美麗的紅指甲》（1989）、張焰峰《醒著的望夫云》（1991）、張乃光《望夫云升起的夜晚》（2000）、劉永松《放鶴的女人》（2022）就典型地體現著神話原型的影響。小說中的主人公都在等待與男子相愛或回心轉意。少數民族文學與神話原型結構的契合，敘事視角的一致，恰恰說明了多民族同源神話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載體，對文學的立意影響深遠。可見，原型蘊含著悠久的文化淵源，雖不斷變遷仍有著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因此，原型敘事是“特定社會共同體”的集體性表達，其中的形象也是社會文化的自然“遷移”，是少數民族文學中神話基因的內在闡釋。

綜上，中華民族的歷史在敘事形態上作用于少數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書寫。但多民族的豐富表達并未出離“民族-國家”主流歷史框架。與歷史和民俗同屬中華民族文化載體的多民族同源神話，其原型在敘事結構和人物行為設置等方面對少數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書寫有重要影響。這些不同敘事實踐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講述和闡釋方式，最終共同實踐著“多元一體”格局，提升了中華文化影響力，為中國文學譜寫新篇章。

結語

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從話語表達、呈現方式和敘事解讀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話語表達主要體現在民族團話語和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其功能和價值則在于少數民族文學如何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主要表現為鄉村書寫與個人情感結合、歷史變遷與日常生活結合的文本呈現。話語和呈現方式共同存在于文學的敘事之中。少數民族文學的不同敘事模式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闡釋，也證明著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格局。

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少數民族文學如何呈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事關民族精神，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外在表現。而少數民族文學的敘事如何講述各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事關“一體多元”的重要認識。因此，少數民族文學書寫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利于各民族的團結統一。

【本文系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文學桂軍的傳播影響力研究”(項目編號：21FMZ029)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周瑞珍,康旭平：《翻譯視角下民族文化的傳播策略——以少數民族文學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2]黃曉娟：《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獲“駿馬獎”的女作家作品為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3]阿苦有色,羅慶春：《從地方人文到國家情懷的審美創造——論呂翼小說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學刊》2022年第9期。

[4]彭衛紅：《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民族文學的審美轉型——以新時期民族詩歌創作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

[5]舒乙：《民族文學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用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6]楊建軍,張濤：《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他者話語化用的反思與構建》，《云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7]魏清光,李躍平,周緒琳：《從“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民族學刊》2021年第6期。

[8] 張曉松,林暉,杜尚澤等：《賡續歷史文脈 譜寫當代華章——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紀實》，《人民日報》2023年6月4日。

[9] 蔣述卓,李石：《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10] 辛斌：《語言、權力與意識形態:批評語言學》，《現代外語》1996年第1期。

[11]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頁。

[12] 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5頁。

[13] 殷融：《旁觀者對集體行動的支持:目標合理性、行動策略及目標實現預期的作用》，《心理學報》2018年第5期。

[14] 約翰·特納等：《自我歸類論》，楊宜音，王兵，林含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第194頁。

[15] 參見何圣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性問題思考》，《文藝爭鳴》2015年第7期。

[16] 參見汪政：《歷史眼光與現實情懷——評賀仲明的<一種文學與一個階層>》,《文藝爭鳴》2009年第10期。

[17] 紅日：《駐村筆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頁。

[18] 劉慧梅,姚源源：《書寫、場域與認同:我國近二十年文化記憶研究綜述》，《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19]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20] 馮良：《西南邊》，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頁。

[21] 劉英：《西方文論關鍵詞 文化地理》，《外國文學》2019年第2期。

[22] 洪治綱：《論日常生活詩學的重構》，《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

[23]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83頁。

[24] 圖爾貢·米吉提：《王三街》，玉蘇甫·艾沙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00頁。

[25] 羅伯特·斯科爾斯,詹姆斯·費倫,羅伯特·凱洛格：《敘事的本質》，于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頁。

[26] 顧萌萌：《虛構與裂變:<塵埃落定>中“傻子”的敘事意義》，《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27] 阿來：《有關<空山>的三個問題》，《揚子江：評論》2009年第2期。

[28] 徐放鳴,李雍：《中國當代文學中國家形象構建的三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6期。

[29] 劉大先：《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變遷與認同建構》，《文藝研究》2020年第6期。

[30] 黃佩華：《生生長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31] 凡一平：《上嶺村的謀殺》，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32] 黃佩華：《生生長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33] 羅伯特·斯科爾斯,詹姆斯·費倫,羅伯特·凱洛格：《敘事的本質》，于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頁。

[34] 袁珂：《白族“望夫云”神話闡釋》，《思想戰線》1992年第2期。

[35] 黃光成：《從各民族神話看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意識》，《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