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壯（以下簡稱“問”）：

先來一個經驗性的話題開篇。參與者來自不同年齡段，請從你個人的經歷和經驗入手，談及自己（或自己所屬的這一代人）最早是在何時、接觸到何種可稱為“自動化”或“智能化”的新技術（例如：手機、電腦、互聯網等）；你當時是否感受到震動、是否意識到這些技術在未來將根本性地重塑人的生活？

邱華棟：

1990年代末期，我相當早地接觸到互聯網及其應用，也有朋友參與創辦門戶網站，那是在2000年前后。震動倒不至于，因為當時全社會尤其是1990年代的青年之間都是求新的氣氛，我當時在媒體工作，關注傳播的力度和信息的集合，是我的職業本能。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毋庸置疑地重塑了人類的生活。如今，我每天都會在上下班的時候使用手機處理很多工作。但在我使用電腦寫作的時候，坦率地說，我的電腦是刻意沒有聯網的。我只有處理郵件時，才短暫聯網，發完郵件就又斷網了。要是這么梳理的話，那么我個人可能是一個互聯網的工具主義論者。因為，我并不想讓它影響我生活的基本內核。

AI會讓人的工作變得很有效率，但我并不認為它能夠為現在的工作減負，因為大家都會使用，全社會的所謂效率都在提升，過去一個文件的處理時間也許是兩個小時，現在社會對這項工作的預期時間就壓縮為了二十分鐘。就好像，所有人都買得起自行車，誰還用走路的時長來計量生活的內容呢?這背后的規則要復雜得多。

深層次地重塑，現在看來當然是肯定的。對技術的選擇會改變大腦的結構，不過這個事兒會發生得相對緩慢一些。

李宏偉：

2001年春，我大四第二學期，已考上研究生，等待畢業，整天窩在宿舍，租來的電腦除了打游戲，便是用QQ聊天。天南地北，隨機“申請好友”，投緣就聊，不投緣就“再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技術對人的連接，忍不住好奇這類技術發展下去的景象，好奇人與人連接到一定程度會發生什么，這大約是《國王與抒情詩》最初的種子。

林森：

2000年前后，我開始第一次上網，那時只能去網吧，兩三元一個小時，是極為奢侈的事。在那時，瀏覽網頁已經是極大的沖擊，完全是打開另一個世界的感覺。那時的人也還“純真”，包括早期的文學網站榕樹下、天涯社區的文學版塊等等，都有著某種質樸的認真，那時的寫作和后來演變成現在的“網絡文學”，完全是兩個東西。那時在BBS上的爭吵，也認真。

李靜：

在我看來這個話題不只是經驗性的，而是構成代際差異與文化鴻溝的重要因素，比如互聯網原住民一代、AI原住民一代，他們與此前世代到底有哪些異同？根據教育部的規劃，2030年要在中小學普及人工智能教育，更大規模的AI原住民指日可待。在尚未接受完傳統教育的前提下，他們在信息處理、閱讀、寫作乃至社交與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到底會生成何種新模式，又將對工業革命以來的教育體系產生何種沖擊，這些都是值得觀察與思考的。

從經驗層面看，我有著文化資源匱乏的清晰記憶，曾與小伙伴泡在新華書店蹭書、參與過全班傳閱金庸武俠的“地下活動”，也辦過租書卡之類的。與匱乏相伴的是渴望與珍惜，我至今都對紙質書有某種不可理喻的信仰。我在接觸了電腦（2000年前后）、手機（2008年）與移動互聯網體驗（2012年前后）之后，深感無限的信息隨時隨地涌來，既被其中的豐富性征服，同時也感到迷茫與倦怠，一切內容都被拉平與均質化，語言文字的位置與形態持續變化。無論如何，身處浪潮之中，我始終保持好奇與敬畏。

趙汗青：

從我出生起。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幼兒園就上微機課了，而且那課非常正經，非常像一門課，畢竟幼兒園大部分的“課”實在跟聚眾玩游戲沒什么區別。幼兒園的微機課是在固定的時間把我們帶到一間全是臺式機的教室，每個小朋友面前一臺巨屏電腦，老師教我們一些最基礎的電腦知識和操作方法，可能最初講的也就是如何建立文檔、文件夾，使用鍵盤、鼠標。當時我的年紀最多剛開始記事兒吧，所以為什么我會對在幼兒園上微機課這事記憶如此深刻呢？因為我永遠記得我當時花了一整節課的時間都沒完成老師要求的第一個操作——找到“開始”鍵。

小學的時候，每周也都有微機課，那差不多是所有同學最期待的課了，因為基本上每個人都在打游戲，我當時最愛玩的是一個叫“暴力摩托”的游戲，操縱著一個摩托車騎手沖到終點，時不時還要對其他騎手拳打腳踢。當時讓我最頭大的微機課任務是練打字，要提高打字速度，甚至還要學會盲打，而當時我還處于打字要半天找一個字母鍵的愚蠢階段。因此，有一款打字游戲成了課上唯一被允許、被鼓勵的游戲，好像是快速打完一個單詞就能讓青蛙跳到荷葉上，練打字的同時甚至還能練英語。但那些英語單詞我們也基本都不認得了。那時班里有一位在美國念了幾年小學的同學，英語好盲打也溜，那真是勢如破竹，她玩這個時，基本上全班都在圍觀。

讓我有重塑日常生活之感的，是在我上中學之后，手機也能上網了。當年我還經常在電腦前動輒端坐一夜跟網友聊QQ，網聊還挺具有儀式感，而手機能上網之后，因為過于便捷，我們幾乎每分每秒都處于社交之中，處于互聯網信息之中。

問：你認為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景觀和經驗結構？由此再向深推及，你認為人工智能會不會改變當代人的情感結構、審美習慣和價值觀念呢？

李宏偉：

到目前為止，對日常生活改造最大的“人工智能”，應該還是智能手機。以長、短視頻為對象的觀看，逐漸取代以文字為對象的閱讀，成為我們獲取經驗、建構自我、尋求認同的主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它不斷擴大自己在人類每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定額里的占比，強勢地塑造著我們的觀念與生活。這里似乎有混淆，即手機只是硬件，不能與以DeepSeek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同一個層面來論述，但我想，這個混淆可用一個類比來澄清。如果我們將手機這個硬件視作“身體”，將各種由應用程序體現的軟件視作“意識”乃至“靈魂”，那DeepSeek這類人工智能的出現，意味著什么？我想，主要還是提高了既有“身體”的“智商”，而非進化出了由“身體”“意識”“靈魂”構成的“新人”。說得繞口，概括起來，當代人的情感結構、審美習慣、價值觀念等在智能手機這一“物種”出現后，已經在不可逆轉的改變，而DeepSeek等尚未帶來質的變化。也許，當DeepSeek等找到與人類生活更相關的新“身體”，出現相應的取智能手機而代之的“新物種”時，問題的答案才會更明顯。

黃平：

我認為人工智能會深刻改變當代人的情感結構。AI不是孤立的，而是信息社會更為極端的產物。我們的情感結構在信息洪流的沖擊下，不必說未來，在當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讀到這里的你，是不是已經覺得無聊，想抓起手機隨便刷刷。每日處在信息洪流中，使得我們的情感結構習慣了“短平快”，習慣了高強度的節奏與刺激。我們可能不習慣經典文學的緩慢了，不是經典變慢了，而是我們變得太快。人類的日常生活，從未被技術如此“穿透”。文學是屬于月夜的，而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正在被灼目的白光所照亮，這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林森：

DeepSeek出現之前，已經有GPT在前，但畢竟沒有為中國人廣泛接觸，因此2025年春節期間DeepSeek的橫空出世，確實給人某種劃分兩個時代的感覺，我們原先以為很遙遠的東西，忽然就迎面撲來了。往深里說，人工智能最終會隨著使用者的不斷“馴化”，成為越來越了解你的一個“陪伴者”“知心人”，很多沒法跟任何人交流的事，可以跟它詢問、交流，不用擔心別人的目光。我就曾在為某些事無所適從的時候，跟它說過很多——我當然知道它的回答是某些“通用的道理”、是定制版的心靈雞湯，但我仍然會在它的某些回復里，獲得些許安慰。可以想見，隨著技術迭代和交流日深，人類對著上帝袒露心跡、對著某個樹洞訴說秘密的行為，會變成和人工智能來進行隱秘交流。

沈燕妮：

作為跟隨著個人電腦、互聯網和“智能化”新技術一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或許我會天然地對所有這些“高效能工具”抱有美好的依賴。就如同電話、聊天app、短信這一系列交流與通訊方式的改變，同樣改變了人與人的相處，深層次地重塑了人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有了可快可慢、可深入可簡潔、可直接可迂回的各種溝通方式的選擇，的確很難不讓人產生依賴。那么，人工智能的產生和發展，單純從工具的角度來看，的確如此。

問：截至目前，你是否曾使用過（或僅僅測試過）人工智能來創作文本文稿，或處理（與文學有關的）工作事務？你的實測體驗是怎樣的？

邱華棟：

這個問卷我本預備讓DeepSeek替我寫的，不過，我發現這些問題都較為具體和私人，工作量僅一兩千字，遂放棄這一打算。

由于一些研討會上的發言較多，我會使用AI工具，讓它幫助我梳理文本，增添修辭。我的使用感受是，條目性的工作它能夠高效完成，遣詞造句的能力也非常杰出，但有些過了。我不得不再刪除掉一些言過其實和裝飾性的辭藻。當然，我也知道這個有解決辦法，就是投喂它一些自己信賴的數據，并且給它明確地指定某種風格，比如樸素簡潔，就像教一個天資聰穎的學生，很快他就能學會一切老師的優點，甚至青出于藍。不過，因為也有了一些成功的嘗試，在了解了機制之后，我的好奇心大為降低，有一點意興闌珊了。當然，該用的時候還是要用，該偷懶偷懶，該認真認真。

黃平：

實測體驗一塌糊涂。我用DeepSeek幫我備過課，我曾經問它這個問題，哪些知名作家或知名學者支持“文學系不培養作家”，請舉例說明，并列出出處。DeepSeek給了我十幾條文獻，從哈羅德·布魯姆到福克納，結果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是“一眼假”。有意思的是，學生論文瞎編，輕則挨罵重則不通過；AI瞎編，我們比較寬容地稱其為“幻覺”。

林森：

我嘗試過讓其寫詩歌、散文，讓其做裝修價格清單，讓其算過運勢，讓其挑選房子裝修時間，讓其做小孩的數學題……毫無疑問，這里面，對數學的解答是最為精準的。對于玄學的部分，也都能說上個一二三來。對于文學創作，其文字已經比很多初級寫作者要好，但是，一旦試過幾次，還是能發覺其散發的某種雷同的“氣味”——這種AI味，來自其以某種僵硬的方式，讓句子變得過度“修辭化”，尤其在寫評論、寫現代詩的時候，那種過分跳躍又強行組合所帶來的不自然感，特別明顯。

李靜：

我使用過多種人工智能模型來處理文字工作。比如，我會請AI“測評”自己文章的缺點與不足。AI特別長于檢查邏輯漏洞，發現論證的薄弱環節，并迅速提出完善邏輯鏈的方案。但問題在于，它對于不同文體、不同寫作筆法都采取同樣的評價標準，無法辨別不同文體的功能、接受語境的差異等等，因而相關建議會顯得套路化。通過持續與它展開有針對性的對話，它也會在評價標準與結果上作出大幅修正，相應地，這也顯得AI的評價變得不太可靠與穩定。但必須承認的是，在具備自主閱讀與寫作能力的基礎上，不斷與AI有效對話，確實能夠帶來新的視角與靈感。

趙汗青：

必然用過，體驗就是無比快樂。DeepSeek能夠大火，很關鍵的一個點就是它的回答充滿了語言藝術，尤其是損人的語言藝術。我尤愛它那張淬毒的嘴。但僅讓它“銳評”其他古今著名作家已經不夠滿足我了，我開始動不動就把我寫的作品喂給DeepSeek罵，一般的指令是“說人話，禁止使用學術黑話，必須生動幽默x刻薄諷刺”。比如它就把我的一首詩里面的人物關系非常犀利刻薄地剖析了出來，語言類似于——“兩個男主一個當精神偉哥，一個當肉體暖寶寶”“既想要神光普照，又不想給神仙交五險一金”……

我還給它喂過我寫的小說，在這篇小說里，兩個主人公之間有我埋得非常隱晦的愛情線，反正我親測很多人類都沒看出來。我之前拿這篇小說給另一個人工智能“豆包”看，怎么調教“豆包”依然不開竅，堅稱沒有愛情線。但DeepSeek端的是慧根驚人，不僅一上來就默認了鐵定是愛情線，而且分析極其全方位、多角度，真真舌燦蓮花，滿口“洛麗塔式養成”“職場性騷擾”“金絲雀”“藝術瘋子共謀”“美學斯德哥爾摩”“小綠茶”……看得我大呼真乃我的硅基知音！同時因為我是一個歷史同人愛好者，我也讓DeepSeek給我寫過各種歷史人物的同人文，篇篇帶感，張力十足。

問：你認為當下的文學領域中，是否存在某種焦慮情緒？DeepSeek的出現會在多大程度上激起（或加劇）文學的“焦慮癥”？

李宏偉：

文學乃至所有藝術領域的焦慮與現代化相伴隨。一方面焦慮于創新，另一方面焦慮于對人類整體注意力的爭奪，時代的信息化是兩種焦慮占比的分界線。當下的文學領域，我們的主要焦慮不再是如何創新，而是對注意力爭奪失敗的恐懼，DeepSeek激起或加劇的，不過是這種恐懼的表征。這似乎是大勢所趨，非主觀意愿所能挽回，因為信息化帶來的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碎片化只會日趨深重，而創新乃至創新標準的確立，需要精英化、中心化的文學共同體的支撐。

林森：

若說當下文學領域的最大焦慮，那應該是作者、讀者、編者之間沒法同頻共振，一篇文章的誕生，到底在什么范圍內傳播、到底還有沒有人閱讀，一直打擊著所有人。文學本身的影響力萎縮了，可大家都摸不到根源在哪里。我是作者，是讀者，也是編者——即使在我身上，我寫的時候、我讀的時候、我編的時候，這三者常常是分裂的，會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判同一個作品。DeepSeek剛出來那些天，我感覺會帶來極大的沖擊，認為對編輯行當沖擊太大，編輯很可能面對的是大堆AI創作的稿子，原創性甄別是很麻煩的新情況；但我也漸漸地安心下來了，因為我發現那種難以抹除的AI味，可以輕易嗅出來。對于很多初級的寫作者來講，新技術或許會讓其如獲至寶，但對那些真正渴望表達自我的寫作者來說，文字從自己手中誕生，才是最大的快樂，他們不會輕易舍棄這份快樂。

李靜：

我認為當下的討論總是處于“評價焦慮”與“立場焦慮”之中，在對新事物了解不夠的前提下，熱衷于評斷好壞、站定立場，卻無力對更加務實具體的問題展開分析。此類大而無當的言論，可以休矣！

趙汗青：

從我之前接觸最多、體驗最深的學院派詩人群體和有關文學、學術氛圍出發的話，我覺得焦慮感是非常明顯的，甚至時常焦慮到了我覺得很無聊、很沒勁的程度。幾年前，我剛開始寫詩的時候，在網上跟一位著名大學生詩人聊天，他頗為開門見山地問我：“趙老師，你有抑郁癥嗎？”我幾乎是一瞬間會意了他會這么問的前情背景，跟他說，“很遺憾地告訴你，我還真沒有……”。他回答，那還真是難得。后來又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說過：“趙汗青，你快樂得真不像個寫詩的。”這種評價經常讓我詫異，因為我一直以為“快樂”是一種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瞬時情緒，沒想到居然能表現為一種性格？而這種性格在詩人群體中竟被視為稀罕？

后來，我出版第一本詩集《紅樓里的波西米亞》，軟磨硬泡到了我的老師姜濤教授來給我寫序言。他那篇《社交“恐怖分子”與當代詩》里面的很多論述，我覺得很精準。比如他說：“大家還是習慣在語言探索的途中順便挖掘一下深度自我，即便不一定掛上苦悶面具，人和詩總會略帶一些清苦、嚴峻的氣息。趙汗青的詩，好像自動絕緣于這樣的氣息，她的詩骨子里是享樂主義的，每個細節都洋溢了一個社交‘恐怖分子’的自我愉悅、自我夸飾。”[1]我引這段，不是想說明我個人有什么與眾不同，而是想佐證我許久以來的一個感受：在寫詩評詩的群體當中，“焦慮”似乎早已成為一種底色。焦慮意味著問題意識，意味著不斷地深度挖掘，不斷激活當代詩的活力，意味著思索詩歌對歷史、對現實能做出怎樣的回應或介入……同時，當代詩的創作者和批評者兩個群體存在高度重合。每當我讀一篇當代詩批評時，我經常就感覺我在被一種無望的、無解答的巨大焦慮感裹挾。這篇文章可能非常精彩、睿智，于是它就會相應體現為背后焦慮感之山重水復、引經據典、九曲回腸。而且，幾乎罕有例外，再精彩的批評文章最后都會止于提出問題，而很少或者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焦慮雄文讀得越多，我心中無語之情越深重。我時常邊讀邊在內心嘶吼：“琢磨（討論、掰扯）這么多干嗎？！去寫（詩）不就完了？！”而落實到寫詩上，我也常常無語，心想發愁這么多、操心這么多干嘛？人就不能遵循本心地、舒舒服服地運用點“詩言志”“詩緣情”“獨抒性靈”的“原始法則”嗎？我經常覺得，在文學上，比起大焦慮、大批評、大問題意識，不如多動手去寫吧。寫不明白的東西，就多去生活吧。

至于與DeepSeek有關的文學焦慮癥，無非是一種“人工智能寫作會不會取代人類創作”的焦慮，這種焦慮往往是跟嘴硬聯系在一起的。這些討論最終價值點一般都落在“文學與個體心靈息息相關，機器永遠無法替代！”但說句刻薄的，很多堅持這一立場的人類作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他們的寫作還真是能被取代的。對于這點，我還是相信，與其焦慮，不如多寫。多行動、少瞎琢磨，這也是我對自己的警醒和勉勵。

問：許多人感到當下的文學寫作（尤其是傳統純文學寫作）正日益走向山重水復、缺少變革動能的處境。創造性衰退的問題、傳播力式微的問題，常常被充滿憂患地提及。你覺得，在創造性和傳播力這“一內一外”的兩個維度上，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是會給文學提供更多的契機、還是造成更多的危機？

李宏偉：

時代也許需要我們重新回答，“什么是文學”。是目前這些體裁、文體構成的作品；是主要訴諸感性、寬慰人心，將個體與他人連接，至少是喚起連接沖動的各種文字；是只要有前述傾向、作用，未必需要以文字體現的所有表達——不同選擇顯然也將帶來你上述問題的不同答案。我們說“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盡管如此，數學本身仍可獨立而自在；我們強調文學的母本作用，當它如鹽似水，化入各種藝術門類，是否還能獨立而自在？

林森：

契機和危機永遠都并存的。每一次的技術突破，都會帶來創作形式和傳播形式的新可能。刻在骨頭、龜殼上的文字，是一種傳播；鑄在銅鼎上的，是另一種；寫在竹簡上的，又是一種；等到紙張出來了，又是一種——你能想象，在紙張誕生之前，會有人在龜殼上寫《紅樓夢》這樣的長篇？也是有了互聯網，鍵盤輸入無比便利、網頁展示輕而易舉，才讓幾百萬上千萬字的網絡長篇小說成為可能。人工智能介入寫作，能帶來什么樣的改變，現在預判，還為時過早。

沈燕妮：

尤其在今年，DeepSeek一類的人工智能所表現出的“文本創作”“藝術創作”引發了一些爭議。但我認為，所謂人工智能如今呈現出來的“創作”，并不是傳統意義上我們所認知的“創作”。

簡單來說，我們的生活的記憶、知識、理念和能夠表達、書寫和記憶的全部圖景，是從感知經驗來、從視覺來、從聽覺來、從互動來，再經由完全不同的連接和協作構建出來的。更重要的是，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的相遇，又會產生出新的經驗與互動。如此，那些文學和藝術作品能夠跨越語言、時間、社群和介質，它所帶來的震撼與感動，并不是與如今的AI一樣，只是從文本來——因此，也無怪乎這些“創作”總有似曾相識之感，甚至涉及需要追根溯源的學術概念或引用，又會胡編濫造起來。

以非虛構寫作為例，當我們在寫作自己的過往時，記錄的是自己所親歷的真實的世界，而當我們在閱讀他人創作的作品時，兩種生活、兩個世界真實的觸碰，讓我們看到了無數模糊的和清晰的相似與不同，看到邊界，看到融合。我們用自己體積大概只有1.2L，卻有千億（10的11次方）個的神經元、神經元間又有億億（10的14次方）個突觸的大腦，讓這些“感受”在神經環路進行接受、傳遞和處理。感知覺、學習、記憶、情感、意識等，在多個腦區、多個核團和多種類型神經元群體之間的協作，相互作用。

閱讀如此，創作更是如此。人腦如此的精妙作用，是人工智能芯片還遠不具備的；如此真心與真心交換的深層體驗，是虛假的“創作”無論如何也無法給予的。

問：如何從倫理上看待人工智能創作的（或深度參與創作的）文學文本？

黃平：我舉個例子，AI寫的“思想匯報”，是不是真正的思想匯報？答案很簡單，不是，因為AI只是在模擬內心世界。我想沒有任何需要“思想匯報”的單位，允許工作人員用AI來寫。同一個邏輯，在文學作品之中，就像思想匯報一樣，AI也只是在模擬。除非我們完全不在乎本真性，不在于真品與贗品的區別，否則AI創作的文本，在功能性之外，沒有討論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一個粗俗的，或者說齊澤克式的比喻來說，一個人可以和充氣娃娃完成性行為，但顯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林森：我接受的人機協作的“底線”是：人寫著寫著，卡殼了，讓人工智能給一下提示，但所有的書寫，都還是得由人來完成。也就是說，寫作者作為人的那個部分，仍舊要在寫作中占據主要位置，才能算是創作。在創作中，人工智能和電腦鍵盤一樣，應該是一個為人所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人的取代物。

李靜：人機合作創作文本大概是不可逆的，這對于作者的中心地位與著作權制度帶來顛覆性沖擊。這提醒我們再度反思作者概念的獨特性，作品是不是作者獨特的精神創造物？作者的中心地位是否也帶來某種封閉性？在數字文明時代，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集體生成知識、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類型更迭模式，以及以電子游戲為代表的參與式文本體驗，其實都在突破印刷文明時代建立起的法律、制度與文化觀念。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積極思考相應的制度安排，比如標注AI參與度、撰寫AI交互日記、批判性閱讀AI文本等，這些是不是解決之道？是否要像建立學術規范制度一樣，建立AI寫作規范？如何在一鍵生成文本的今天，保有自主讀寫的意識與能力？還有許多更加具體的問題要去追問。

問：你覺得人工智能技術對文學寫作領域的深度涉入，會對一些高度技術化的文學專業（如創意寫作類專業）及文學工種（如文學編輯），造成怎樣的影響？哪種文體或哪個領域的文學從業者，可能會感受到最大的威脅？

黃平：可能要做一點辨別：創意寫作并不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文學專業。我們的創意寫作教學，基本是名篇研讀，介紹不同作家的不同經驗，但很難提煉出標準的“技術”。假設我們搜集一下各個院校的創意寫作講義的話，你會發現大家對于寫作技術的理解五花八門。我將創意寫作視為“文學營”，而不是“流水線”。我不是瞧不起流水線，而是文學本身無法標準化，不像手機、汽車這些行業有標準化的技術，比如5G技術一定比4G好之類。

如果說有威脅的話，邏輯上講，越是注重工具性的行業，越容易受到AI的威脅。反之，沒什么工具性，而是比較注重人性的行業，不容易被AI取代。AI寫不出《紅樓夢》，但是讓AI寫一個體育報道，還是可以的。

林森：寫廣告語、寫宣傳文案的會最先被取代，你在提問的時候，把要求細化，讓其瞬間產出來幾百幾千條類似“金句”的文字給你選擇，總會有一個合乎要求或改改就能用的。

趙汗青：我覺得有兩個文體領域的從業者最容易受到沖擊——網絡小說和詩歌。這兩個文體看似是差異最大的，但我覺得他們會在不同維度上分別深受DeepSeek式人工智能的沖擊。標準意義上的網絡小說的生產是高度機械化的，作者一天基本都要碼上萬字，從早到晚，估計都沒什么思考的時間就在那埋頭苦寫，一本書的字數也經常多到嚇人，很難相信這樣的寫作里會有極其縝密、深刻的文學創新、文思文心。而DeepSeek毫無疑問，產字速度遠超人類，自己造出的梗也常常甚是奇技淫巧，所以如果有一天網絡小說的產出完全由人工智能操盤了，我也完全不驚訝，甚至覺得挺好的。當然，如果那時很多網絡寫手因人工智能的上位而“失業”了，也不是什么特異的現象，畢竟幾百年來很多工種都因科技革新而縮減甚至消亡了。

至于詩歌，我覺得它容易被人工智能沖擊，恰恰在于它對文學性的要求太高、技巧太多。因為當代詩歌普遍追求語言的“陌生化”，經常出現意象、語句的跳躍、斷裂、重組，甚至這種特質變成了衡量詩歌水準的重要標志。所以，人工智能的一些胡言亂語就極易在其中渾水摸魚。不僅新詩如此，舊體詩也非常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脅，因為舊體詩的規則太多，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陳詞套語太多，能表現“古意”的意象群也已非常固定、固化。“規定動作”越多，人工智能越容易模仿，而且分分鐘比人類寫得更像模像樣。

問：最后是一個已被反復討論但永遠不能繞過的問題：在DeepSeek以及未來必然出現的更強悍的人工智能進階體面前，人類原創文學最獨一無二的“密鑰”是什么？或者說，在AI興起的語境下，文學創造最根本的尊嚴與價值在何處？

邱華棟：文學存在的形式和其外延內容很豐富。難道只有用Word文檔排好打出來的才叫文本嗎，這個文本難道是我們做文學創造的人的目標定點嗎?文學只是人的精神層面的資源，目前，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人與人不需要見面的程度。你還是會期待一些有關文明社會的規則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影吧，比如說，一個人打扮得很得體，待人彬彬有禮，一個人出口成章、振奮人心。一個人的臨場反應，與人的交互效果好，都是他這方面修養的表現。

“原創”這個詞，指向的是某種真實性和個人化，但真實和個人何嘗就能夠擺脫“被引導”的影響?興許，原創這個詞以后也不重要了，它不是一項最關鍵的標準。隨著時代的發展，很多詞匯都被淘汰或者替換掉了。所以，可能討論原創的秘訣意義不甚明了。

AI語境和文學的尊嚴并不沖突。二者不站在一個賽道。文學是自我表達，這個表達里就有尊嚴存在的。換句話說，它干它的，我干我的，我因為害怕被AI比下去而不敢進行自己的表達，才叫喪失尊嚴。

黃平：這個問題我們如果試著去問數學家的話，你們算得再快，也不如計算器快，你們的尊嚴與價值何在？數學家會語重心長地告訴我，數學不僅僅是計算。如果計算器無法取代真正的數學的話，AI也無法取代真正的寫作。文學最根本的尊嚴與價值，就是人類最根本的尊嚴與價值，我永遠銘記著本系前輩錢谷融先生的教誨：“文學是人學。”

林森：對于看故事的讀者來講，作者是誰或許并不重要；但對于作者來講，某個作品署上他的名字，那種創造所帶來的愉悅是沒法取代的。創造的快樂，本就是人類存在的很重要一個理由，只要還有這樣的追求，就不用擔心會完全被取代。在人工智能可以徹底擺脫人類，直接處理一手經驗之前，大家沒必要太擔心。人每天都在面對新問題、新情況，產生新情緒、新感受，這些是文學的基礎，但這些只有很少一部分被人類寫出來，成為人工智能的資料庫，人工智能在這有限的部分中再隨機組合一下，貌似“較新”，卻并不能改變其炒冷飯的性質。所以，這也讓我們警醒：只有不斷求新、求變的創作，才有其價值；那些在舒適區里慣性滑行的懶惰者，終究會被淘汰。

李靜：就像劉慈欣《詩云》里所寫的，AI可以窮盡字句的組合，寫出文字的無限可能性。但對于人類文學來說，最可貴的是“不得不如此寫”的唯一性。我馬上想到埃科的論述：“這也就是重大歷史事件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即它們以命運、生命那些毫不留情的定律來取代上帝。‘不可更改’的記敘有它的功能：這些記敘即便違背我們的心愿，卻注定無法去修改……我們需要其中蘊藏的那種嚴厲的‘壓服性’的教訓……那些‘既成的’敘述也教導我們如何面對死亡。”[2]人類原創文學里那些命運的幽深可怖、境況的獨一無二、生命的因緣際會，都在有限中透出無限。我對埃科這段話印象至深，是因為許多獨特的閱讀體驗印證著這段話。比如，我無法忘記在2020年的社會語境下重讀韓愈《祭十二郎文》帶來的震撼，那些無法修改的文字/記憶提供了某種生命教育，也令我們敏感于、感恩于、敬畏于生命的全部。

沈燕妮：就像在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的結尾，落魄的中年男人唐志軍指著老式電視機上的雪花點，對著銀幕外的人鄭重其事地說：“這不是普通的雪花點，這是宇宙誕生時的余暉。”一個荒謬的“精神病式”的解釋，同時是無比動人的、對超越所知的一切的尋求。

我相信一個好的“創作”能夠給予這個世界的如此微妙的感觸，正是因為大腦才是人類原創文學最獨一無二的“密鑰”。再說回來，文學創造最根本的尊嚴與價值在于我們作為人本身，感受、思考、理解、并努力呈現出來的一切。

趙汗青：我認為就是“表達自己”。即使沒有AI闖入這一賽道，人類所有的文學創作中，能被廣泛傳播、公開發表、眾人喜愛的也從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絕大部分“文學”作品，基本上在作者寫出了這個作品，完成了自己的表達欲時，其意義就已經全部實現了。就好像我在中小學時也寫過無數如今看來狗屁不通的詩歌、散文、小說。雖然水平很差，但我依然記得我當時的情感、痛苦或想象力，幾乎是一種后來難有的真摯、豐沛。當然，文學是殘忍的，空有情感的真誠深摯并不能獲得文學光輝的照拂。錢鐘書說得好：“竊以為惟其能無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3]但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即使一種寫作，它只滿足了、取悅了作者一個人，那也是有其不可磨滅的意義的。正是這種表達欲，是人類永遠會區別于，甚至有機會超越于最先進的AI的地方。畢竟，AI是硅基的、物理的，人類是碳基的、既包含生物化學又包含生物物理的。人類細胞的自我復制依賴DNA指導的蛋白質合成，而AI的進化則基于人類預設的算法迭代。AI沒有人類大腦的腦電活動，沒有生物意識和自發思維。DeepSeek每天回答的問題要以億為單位，但它是有人類問才有答，它沒有表達欲。可作為碳基生命體的人類有表達欲。只要人類作者始終“表達自我”，即使很多人寫不過人工智能，這種創作依然有跟人類這個物種一樣恒久的價值。

用最悲觀的視角來想，即使有一天，AI的文學創作能力已經可以輕松碾壓最優秀的人類作家了，那也沒什么可天塌的。畢竟，科技的發展最終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解放人類，使人類自我的勞動、學習、創造盡可能成為目的本身，而不是可被壓榨的手段。《哥達綱領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等諸多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對此都有很經典的闡釋。《德意志意識形態》里就寫道：“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4]所以，即使我們懷著很科幻小說的腦洞，想象有一天地球上最偉大的文學都出于人工智能之手了，那又如何呢？我們可以更科幻小說地想——也許那時候，人類可以在想讀書時就讀人工智能寫的甚至為自己量身定制的偉大文學，然后在有自我表達欲時，自由地、無功利地書寫屬于自己的碳基文學。

附：提問者的話，或幾條札記

李壯

1．首先是一點說明：我是個話癆，但這次我的札記會盡可能寫得短，最好每條兩三句話解決戰斗。因為大家讀到這里，想必已經十分疲倦了，我們已經越來越難以忍受長的思考和長的表達，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讀起來最舒服的句子，就是不超過手機屏幕寬度的句子——這其實也正是數字信息媒介對我們生命內在知覺結構的改變，前文中已經有人提到了這一點。

2．第二點說明：參與問答的專家老師們為何是這些人。人員的選擇當然有所考慮，主要是著眼于一橫一縱兩個方向的層次感：縱的方面，年齡要有層次，從“60末”到“00前”不同代際都有代表，年代看起來跨度不大，但我們從第一個問題大概也能看出，這短短的三十年已被科技加速的坐標系分割出了多少個“經驗代際”；橫的方面，行業領域要有層次，評論家、小說家、詩人、編輯、老師、學生……對照多，趣味也才更多。

3．2023年我同樣是在《揚子江文學評論》組稿了一篇關于青年寫作的同題問答。在那次的“提問者札記”里我提到，“有一點遺憾或許在于，‘異’看起來還是不夠多，至少沒怎么出現針鋒相對、答案相反的情況”。這次的情形或許算是一種錯位的彌補：相反的答案和觀點明顯變多了。大概我們總算是碰上了一個還算溢出了固有話題域和觀念域的話題。然而，一個可能出現的疑問是——這當然已經同我們這次具體的問答無關了——當我們終于脫離了那些“域”、甩開了那些共識性觀念基礎的束縛，我們究竟還能不能保證彼此是在“同頻對話”而不是“各說各話”？

4．一種很切身的感受：這半年來我實在是談AI談累了。我其實有自省：當我被迫營業哇哇狂說的時候，我真的了解DeepSeek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嗎？或者說，當我們如此扎堆地開始談論AI話題的時候，我們有多少人算得上真的了解？到何種程度才能算得上了解？甚至，在越來越精密復雜的技術系統面前，究竟還有沒有人能真正、徹底、全面地了解一件事情——哪怕這件事情本身已經是最貼身、最日常化的存在？

5．相較于“說”的內容，更有趣、也更不容易出現“AI感”的部分，其實是“說”的方式、“說”的聲音、“說”的腔調。如果帶著這種問題意識回頭再看上述回答，我們會發現，不同回答者的表達習慣、詞匯譜系、語言節奏感、語調和語速，大都有明顯的不同。“個性”無疑是存在的。這算是AI時代里，“人的表達”對自身尊嚴的拯救嗎？我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大概可以對本文讀者的閱讀體驗有所拯救。最后，感謝賜予回答的各位嘉賓，更感謝讀到這里的讀者朋友們。倘若“文學焦慮癥”真的存在，那么根底上的療方，大約也只能是繼續努力地去讀、去寫——至于最終會不會有用，或許已未必重要。

本次同題共答由青年評論家李壯策劃主持。

注釋

[1] 姜濤：《社交“恐怖分子”與當代詩 | 趙汗青詩集〈紅樓里的波西米亞〉序言》，“趙汗青之大文庫頗雄壯否”微信公眾號，2023年6月18日。

[2] [意]翁貝托·埃科：《埃科談文學》，翁德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

[3] 錢鐘書：《中國文學小史序論》，《錢鐘書集·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47頁。

[4] [德]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