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至12月，《爭斗》前七章在香港《大公報》連載

85年前，香港《大公報》的一個人事變動，為作家師陀創作反映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長篇小說《爭斗》創造了機會。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8月，《大公報》副刊主編蕭乾接受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邀請，在《大公報》的資助下，決定離開香港赴英講學，同時還擔任《大公報》的駐英特派記者。職位空缺后，《大公報》屬意一名因循守舊的北方作家，但蕭乾卻堅持推薦他的作家朋友楊剛，但《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對楊剛的共產黨員身份很有顧忌，認為這與《大公報》“不黨不私”有悖。

蕭乾則以“商業報紙贏利需求”力勸胡政之：楊剛愛國，她筆頭快，判斷力遠比我強，1936年你不是說過“兼容并蓄”嗎？如果把你那位請來，刊物會馬上回到1923年以前的學院派老樣子，而今天已經抗戰了！我保證所有多年來同刊物保持聯系的作家們，都會同報紙分道揚鑣。

第二天，胡政之經過認真思考后要蕭乾發電報惠請當時還在塔斯社上海分社擔任英文翻譯的楊剛前來香港。收到蕭乾的電報后，楊剛立即向黨組織匯報了此事。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同志聽后，考慮到上海成為孤島后，非常需要骨干力量繼續堅持斗爭，主張楊剛不要去。楊剛內心很想去香港工作，但作為一名黨員，她首先要聽從黨組織的安排。楊剛只得電告蕭乾，告知自己目前無法前往香港就職。但電報剛發出不久，從香港到上海的南方局負責同志獲悉這一情況后，力主楊剛前去《大公報》，這樣更利于革命工作的開展。經過認真考慮，黨組織同意楊剛去香港接手《大公報》副刊的工作。得到通知后。楊剛立刻給蕭乾發出第二封電報，告知自己接受邀請馬上動身前往香港。8月底，楊剛抵達香港。

1939年9月1日，楊剛正式接替蕭乾開始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擔任《文藝》和《學生界》兩個副刊的主編。上任后第四天，楊剛發表了《重申〈文藝〉意旨》，她決心將《大公報·文藝》打造為文化戰士，她要為《大公報》副刊“環上甲胄，披上戰袍”。

楊剛為此特意提出：“《文藝》副刊在這風雷劇變的局勢下，……永遠是帥字旗下的‘一名小兵’。”

為讓《大公報·文藝》香港版擺脫以往“盡量不登雜文”“不參加文藝界任何斗爭”的傳統，楊剛決定擴大副刊的刊登范圍，盡可能多地刊登符合共產黨革命思想的各種作品以影響社會，并提倡：凡可以稱為文章的東西，在《文藝》的哨位上應該是一位擊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襲，奇動，各中要害。《文藝》在抗戰上沒有躲避宣傳，今天也無所謂標榜。

正是在楊剛的主持下，《文藝》《學生界》兩個副刊增加了來自敵后游擊區作家的戰地生活報告等內容。據統計，《大公報》香港版《文藝》副刊共發表來自延安的作品118篇，其中蕭乾主持期間發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楊剛編輯發表的。

1939年10月，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文藝》副刊特地在香港文藝界發起了一場關于“民族文藝”問題的討論。許地山、劉火子、黃文俞、郁風、劉思慕等十多人參加了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在《文藝》副刊上發表后，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民族文藝”一度成為香港文藝界的熱門議題。1940年，楊剛又發起了一場“反新式風花雪月”的大討論。為此，她發表文章《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旗幟鮮明地反對彌漫在香港的“世外桃源”氣息，并批判香港文學界迷茫的個人主義傾向和對祖國空虛的呼喊。這場討論再次在香港文學界引起了更為熱烈和廣泛的反響。喬冠華、馮亦代、袁水拍、郁風等人積極贊成楊剛的觀點，主張戰時文藝應該為抗戰服務，創作者要努力寫出有血有肉、反映時代風貌的文藝作品。此外，楊剛在主編《學生界》時，非常關注香港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她常通過互動方式將《學生界》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拉近再拉近。

除正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歌頌敵后軍民的感人事跡之外，楊剛在主編《文藝》和《學生界》副刊期間，還積極邀請解放區、淪陷區作家創作敢于大膽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腐敗黑幕以及反映中國人民積極抗日救亡的作品。正是在這一時期，師陀受楊剛邀請，開始根據自己經歷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創作長篇小說《爭斗》。該小說講述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前后，革命青年杜蘭若、革命教師馬已吾，以及進步學生杜淵若、胡天雄、李文多、瑞蓮等人在籌劃以及進行和平游行示威時遭遇血腥鎮壓的故事。小說還描寫了年輕女學生瑞蓮因遭受國民黨反動軍警殘酷毆打而不幸去世，她的母親董太太進城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絕。

《爭斗》不是師陀為香港《大公報》創作的唯一作品。根據《師陀著作年表》《師陀著作年表（增訂稿）》和《〈師陀全集〉中〈師陀著作年表（增訂稿）〉勘誤》可知，1939至1941年，師陀為香港《大公報·文藝》還創作出短篇小說《顏料盒》《桃紅》《惡夢》《賀文龍的文稿》《塔》以及散文《方其樂》《歸途》《上海的難民》《戰時一景》《風波》《招頂》《住了》《淑女》等作品。

由此可見，那一時期師陀對于楊剛的邀約回應得十分積極。楊剛對于師陀的文章也是全力支持。談及師陀與楊剛的交往，最早還要追溯到1935年。晚年的師陀在1988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曾發表回憶文章《兩次去北平（續篇）》。在文中，他兩次提到楊剛：

約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蕭乾同志已經從燕京大學畢業，在《大公報》主編《文藝》普通版，前來北平宴請寫稿人。被宴請的人全住在北平，卻分為兩批：頭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楊振聲等人，第二批是馮至、吳祖緗、屈曲夫、劉白羽、楊剛等人，其中也有我……在我們那批人中，楊剛是活躍分子，到處跟人碰杯，到處找人談話，并教我以后多跟她聯系……楊剛大約是地下黨員，跟顧頡剛合編過一份綜合性刊物，我曾寫過稿。

我第二次去北平，就現在還記得的，還有下列幾件事。首先是開高爾基逝世紀念會，地點是海甸燕京大學，通知我前去參加的是楊剛。

由此可知，楊剛與師陀1935年冬便已相識，1936年當楊剛與丈夫鄭侃幫助顧頡剛編輯中國早期社會綜合刊物《大眾知識》時，就已向師陀約稿。

1937年6月20日，楊剛還在上海《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51期發表了《里門拾記》一文。在文中，她對好友師陀1937年1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短篇集《里門拾記》進行了十分中肯的點評。《里門拾記》是巴金主編文學叢刊第4集之一，該書共收錄師陀《毒咒》《過客》《秋原》《受難者》《巨人》《村中喜劇》《路上》《霧的晨》《酒徒》《倦談集》《巫》《百順街》等12篇短篇小說。在文中，楊剛認為：“這是位出過一冊《谷》和一本《里門拾記》的人，還有一些他自己所謂的‘雞零狗碎’……里門拾記是辛酸的，哭哭笑笑的，但也掩不了它字里面的和善，那使他在惡罵的時候并不見出刀筆，以及他自來自去無所依賴的筆鋒，那初讀來，令人想到魯迅，細究究，卻以為魯迅近于宮筆，蘆焚則滃云點染，取其神似而已。”在文章的最后，楊剛對師陀有過這樣的評價：“倘若中國的農村小說有它的前途，蘆焚正在試著一條中國的有些迷惑性的路徑，這條路可以像晦澀詭僻回去，也可以把這個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發出來。”可見，楊剛對于師陀的寫作是十分認可的。這也為師陀在香港《大公報》連載《爭斗》打下了堅實基礎。

自1940年11月至12月，《爭斗》前7章在香港《大公報·文藝》和《大公報·學生界》連續刊載。

但在《大公報》連載7章后，《爭斗》卻因故停載。至于原因，師陀在自述中說是“因香港淪陷于日寇之手，《大公報》停刊”。可據相關文獻研究資料顯示：《爭斗》第7章最后一部分發表時間是“1940年12月31日”，而香港《大公報》停刊時間是日軍即將攻陷香港前夕的“1941年12月13日”。《爭斗》的停載與《大公報》的停刊相差有近一年的時間。可見，師陀的這個說法并不準確。對于停載《爭斗》，1941年1月4日香港《大公報》在《大公報·文藝》第1002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啟 事

《爭斗》作者現在病中，續稿未到，此文暫停發表，敬希讀者見諒

編 者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并不足信。因為，師陀當時生活較為貧困，他常常為生計發愁，而稿費是其重要的生活來源。為了生存，師陀需要不間斷地寫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而且小說《爭斗》已寫到第7章，師陀不大可能“因病”輕言放棄該小說的創作。這背后的原因應是小說《爭斗》直接體現了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入侵的民族精神，這讓港英政府十分緊張，害怕得罪日本而強令《大公報》不許再發表該小說。作為我黨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楊剛在面對港英政府和《大公報》上層壓力時，為了守住《大公報》副刊——這個來之不易的宣傳我黨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不得已最后選擇暫時停止連載《爭斗》是很有可能的，而真實原因又不能對讀者言明，故只能編造一個理由。

但師陀并未放棄，時隔6個月，1941年7月他將與《爭斗》前7章一脈相承的后兩章，以《無題》為名，在上海租界的《新文叢之二·破曉》上繼續發表。只是可惜，其后再也沒有繼續發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軍占領。1942年1月9日晚，奉黨組織命令，楊剛隨同鄒韜奮、茅盾、金仲華、羊棗、胡繩、廖沫沙、于伶、葉以群等文化名人撤出香港。

其后，師陀與楊剛似乎很少再有交集。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征集編目部主任、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