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年版

田間（1916-1985），原名童天鑒，現當代著名詩人。幾乎從創作伊始，他就以關注社會變革和人民命運為己任，尤其看重詩歌鼓動群眾、振奮人心的效果。其詩歌文風質樸，語言簡練，卻又寓含無盡力量，形同一篇篇吶喊檄文。誠如斯，他被聞一多稱為“時代的鼓手”或曰“擂鼓詩人”。今匯集兩篇文字，或寫其戰斗一生，或釋其詩歌精妙，以饗讀者。

中國新詩的天空，一彎新月，群星燦爛，田間是我所敬重的一位詩人。一本《田間詩選》，我不知翻閱了多少遍。寫于抗戰時期的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街頭詩”，在那烽火連天的抗日年代所起的鼓動性、號召力都是難以想象的。我至今還能背出幾首。

如寫于1938年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這是奴隸！”

如寫于1943年的《堅壁》：

狗強盜，

你要問我么：

“槍、彈藥，埋在哪兒？”

來，我告訴你：

“槍、彈藥，統埋在我的心里！”

這是平樸的描述，這是激昂的呼喊，詩句短小精悍，蘊含深意，且不會因歲月流逝而減弱。

1956年7月1日，田間應邀參加在中南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35周年大會，毛澤東主席與他親切交談。在談到抗戰時期延安的“街頭詩運動”時，毛澤東說，“你們搞的‘街頭詩’運動影響很大，各解放區都寫‘街頭詩’，對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作為抗戰前夕詩壇上崛起的新星、中國新詩的開拓者之一，詩人田間所寫的詩句里，充盈火熱的時代氣息和強烈的愛憎感情。

田間，出生在安徽無為縣羊山腳下，17歲時考入上海光華大學，這所大學的前身為圣約翰大學。文學家趙家壁、小說家穆時英等人均出自此校。入學后，田間即與幾位詩友結為知己，第二年便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文學叢報》《新詩歌》的編輯工作。

“七七事變”后，田間在武漢一氣呵成寫成長詩《給戰斗者》：“……斗爭或者死/我們/必須/拔出敵人的刀刃/從自己底/血管……/不能/屈辱的活著/也不能屈辱的死去……”長詩充滿了火光、鼓聲、怒吼，表達了人民反抗侵略的決心。詩作在《七月》雜志上發表后，即刻震撼當時整個抗戰文壇。胡風贊賞他敏銳的感覺力和奔放的想象力，聞一多稱田間為“擂鼓詩人”“時代的鼓手”。艾青說：“田間很年輕，20歲就出版了《中國牧歌》等詩集，他的詩具有很濃的生活氣息與獨特風格。”

新中國成立后，新的生活召喚著詩人，從解放區根據地走來的田間，在擔任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秘書長、《詩刊》編委、河北省文聯主席等職期間，繼續以其詩風明快、詩行簡短、詩意深長的特點，為這個新時代擂鼓歌唱。印象最深的是讀他的敘事長詩《趕車傳》，這是田間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作品通過貧農石不爛尋找樂園的過程，描繪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斗爭的艱苦歷程。這部詩的藝術特點是，結構靈活，除第一、七部外，其余五部皆以五個人名為題，每一部以一個人物為中心，獨立成章，這樣便于對每個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進行刻畫。句法采用六言和七言三拍的格式，明快嚴謹，朗朗上口。在敘事主人公之外，詩人還塑造了一個抒情主人公，讓他在每部詩中或詠懷，或議論，或譴責，以增強敘事詩的抒情效果。

田間的詩形式多樣，信天游、新格律體、自由體都有嘗試。在新詩的民族化、大眾化方面，他作過一些新的探索，以平樸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喚形成了明快質樸的風格。

“文革”后，田間繼續引吭高歌，出版了《清明》（河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青春中國》（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兩部詩集。只消看一眼書名，就已知曉蘊含其中的深意。

田間說過：“真正的詩人，在琢磨詩歌的同時，是會琢磨自己靈魂的。”他一生都在戰火中淬煉，在戰斗中成長，在時代的造山運動中經受艱巨的考驗，實現靈魂的升華。他那戰鼓般激昂的詩句，永遠留存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1985年，詩人病逝。回顧他這一生，都是憑著一顆質樸之心在生活、工作，正如其詩所寫，“它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只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恨，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在這大地上。”

“我自田間來，還回田間去。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在我家鄉的土地上。”田間終其一生都惦念著他摯愛的人民，把一腔情思寄撒在生養他的這片土地上。他就是這樣一位屬于土地、屬于人民、屬于時代的詩人與擂鼓手。

（作者為舊書收藏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