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初，托馬斯·莫爾在比利時魯汶（Leuven）出版的《烏托邦》傳回英國，書中勾勒的美好社會藍圖令人神往，同時也激發了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同年，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手抄版在歐洲宮廷輾轉流傳，書中關于世俗政治應擺脫宗教束縛的主張深得各國君主之青睞。不久，莫爾的好友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在《和平的控訴》一文中猛烈抨擊教皇專制，并嘗試為當下的宗教及政治危機開具濟世良方。幾乎與此同時，新教改革早期領袖濟金根（Franzvon Sickingen）行使騎士自衛權，襲擊神圣羅馬帝國自由市沃爾姆斯（Worms），隨后神羅皇帝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宣判濟金根及其同黨不再受帝國法律保護，這一裁決也成為十六世紀德意志農民戰爭的導火索。不過，根據柏林洪堡大學榮休教授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在《1517: 全球視野下的“奇跡之年”》（王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一書中的論斷，與上述事件相比，1517年10月，馬丁·路德在維滕貝格（Wittenberg）教堂張貼的《九十五條論綱》對教會的殺傷力更強、危害性更大，而歐洲近代的世俗化和多元化道路亦由此開啟。

1521年5月，神羅帝國議會在沃爾姆斯召開，大會一致同意時任羅馬教皇利奧十世（Pope Leo X）對維滕貝格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的嚴厲譴責，并由神羅皇帝查理五世當眾裁定路德是“臭名昭著的異端”，從此路德失去帝國庇護，人人可得而誅之。是為近代歐洲史上大名鼎鼎的“沃爾姆斯敕令”（Edict of Worms）——英國人望文生義，稱之為“蠕蟲敕令”，蓋諷其微不足道，難以奏效也。

事實也的確如此。同年5月底，路德自沃爾姆斯返程途中遭遇離奇“綁架”。解救他的不是別人，正是維滕貝格大學的創辦者、薩克森的腓特烈選侯（Frederick of Saxony），綽號“智者”（The Wise）——這位選侯一向以大力發展地方經濟為己任，致力于維護帝國境內和平，同時避免與羅馬教廷發生任何正面沖突。他下令將路德“囚禁”于他的私人領地瓦爾特堡（Wartburg），并要求這位隱姓埋名的欽犯謹言慎行，盡量減少與外界接觸，以免再惹禍端。

一個慣于仆仆風塵之人忽然被強制休息，飽食終日且無所事事——對于路德來說，這樣的苦刑堪比教會的“絕罰”。很快，一刻不得閑的路德就找到一項他必須全力以赴的事業：將拉丁文《圣經》翻譯成德語。此前在屢遭宗教會議刁難盤詰后，路德已然意識到單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革除教會積弊。比如面對教皇下發緝拿他的“通諭”（Bulle papale），盡管他口頭宣稱，“我要把它當作一個肥皂泡來嘲笑！”（法語中bulle一詞別意為“汽泡”），但他內心深知其威力卻不可小覷。在路德看來，教皇通諭法力無邊，唯有《圣經》之言方能與之頡頏，并最終戰而勝之——由此，他的《圣經》翻譯是要讓上帝圣言清晰地傳遞給世間所有上帝的子民，讓普世之人都能感受到神意的直接引導（即“信徒皆可為祭司”），從而徹底廢除羅馬教會這一“中介”毒瘤。不難想象，路德的《圣經》翻譯公然違犯教會禁令，勢必使得他舉步維艱的處境越發兇險【同時代的英國宗教改革先驅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擅自翻譯英文《圣經》，結果被判處火刑】。而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印刷術的傳布和推廣，《圣經》德語譯本不僅造成東西方教會大分裂的局面，而且引發遍及德意志全境的農民戰爭，使得神羅帝國統治一度搖搖欲墜。這一結果，顯然出乎路德本人預料之外。

自《九十五條論綱》張榜之日起，路德便算是與教會正式結下了“梁子”，然而身為教士，他的本意卻并非與組織為敵——面對教會組織日益腐化墮落的現狀，他痛心疾首，于是決意上書美因茨大主教（并轉呈教皇），期望他的一片赤忱能夠上達天聽。但高高在上的教皇并未理睬這名低階教士的吁請——他嘲笑道，“寫《論綱》的是一個酩酊大醉的德國人；清醒的時候他自會改變主意”。根據以往的經驗，教皇認為路德與負責售賣贖罪券的教士特策爾（JohannTetzel）之爭屬于教內矛盾：路德是奧古斯丁會會士，而特策爾是多明我會會士。通常情況下，此類紛爭只需由各自上級出面稍加調停，即可平息。然而事與愿違。調停未果，路德的怒火倒是越燒越旺，接二連三的檄文已將矛頭由貪腐的司鐸、主教逐步轉向教皇本尊。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雅好藝文之事，性情中正平和（別號“仁宗”），此時也不由得警覺起來：他一方面要求神羅皇帝召開議會嚴懲異端，一方面又派出教廷頭號神學家?？耍↗ohann Eck）作為教皇特使蒞臨沃爾姆斯，并再三叮囑，只要路德誠心悔過，便可既往不咎。

自命不凡的欽差大臣顯然未能體察教皇的良苦用心。?？嗽跁弦允饬枞说目谖峭闯馍駥W博士路德大逆不道，逼迫他自承是“胡斯的（Hussite）門徒”，由此將路德“逼至墻角”（德語Eck意為角落）。暴怒的神學博士被迫展開絕地反擊，而他瞄準的靶心，正是教會上下奉為圭臬的“教皇至上論”（及其變體“教皇無謬論”）。根據路德考證，這一“佯謬”最早出于中世紀教會史上最強勢的教皇英諾森三世——他宣稱教皇的設立“高于民眾和國家之上”，猶如太陽的天光；隨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發布《獨一至圣》通諭，明確教皇為上帝在人間的代理——正如一條船必須由一位舵手來引航，“一個圣潔、大公和使徒的教會”也必須由一位具有無上屬靈權柄的教皇來統治。換言之，既然教皇奉行神旨，他自然不可能犯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博尼法斯死后，教廷即被脅迫遷往法國，教皇無上權威遂淪為笑料。

路德援引《加拉太書》中保羅之言——“彼得……我不得不公開反對他，極力反對他所做的，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大錯特錯”，論證即便初代教皇圣彼得亦不能無過，何況等而下之者。路德進而申言，“基督教在公元1世紀時，羅馬教會并沒有高于其他教會的權力”，換言之，即羅馬主教并不天然高于其他主教——其至尊地位在西歐不過區區數百年歷史，在東歐則根本得不到承認（東正教唯牧首是瞻）。隨后，路德征引意大利人文學者瓦拉（Lorenzo Valla）語文學分析資料，證明教皇用來獲取現世權力（勢力范圍涵蓋羅馬及整個西歐）的文件《君士坦丁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不過是公元八至九世紀的一篇“偽作”，根本不足為據。緊接著，路德指出，“阿維尼翁（Avignon）之囚”（或“巴比倫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事件之后，西方教會一度出現兩個教皇對峙、甚至三皇并立的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局面，教會權威蕩然無存，堪稱曠古奇聞。

最后，路德吟誦初創時期天主教規——根據相關規定：教皇違反《圣經》的行為應被視為過錯，教內會眾理應予以拒斥。至于近世教皇膽敢凌駕于上帝及《圣經》權威之上，不僅說明其冥頑無知，而且說明其狂妄悖謬。由此路德貶稱教皇為“魔座”（your hellishness），而非“圣座”（your holiness），并宣稱教皇是“地獄里所有魔鬼中頭號最壞的渣滓”。教皇聞訊，敕令取締路德傳教資格，并當眾焚燒路德著作，同時嚴飭神羅當局解押路德至羅馬受審。至此，雙方已再無轉圜之余地。

于是，在沃爾姆斯帝國議會上，當皇帝和教皇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攻擊教皇的惡毒言論時，自信真理在握的路德絲毫不為所動——“我站在這里。我別無選擇……如果我撤回上述言論，無異于為暴政助紂為虐。”路德堅信，作為肉身之人，教皇不可能不犯錯，其權威也肯定不如亙古不變《圣經》。在隨后的《圣經》翻譯過程中，通過巧妙轉換，路德將信仰（而非教會免罪）立為救贖唯一的必要條件，由此徹底摧毀了羅馬天主教會的神學地基。有了《圣經》，每個人都可以直接接觸到基督教的本質和源泉——整個教會的機構、圣事、教會法、教義和教皇——所有凡人的權威都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人類得救全靠信仰。路德的這番言論，剝奪了數個世紀以來教皇在信仰事務上的最高權威，實際意味著興起的改革教派與天主教會的大決裂?？ㄈR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將這一關鍵節點視為“人類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時刻”，道理正在于此。

路德的譯作并非首部德語版《圣經》。然而，與之前所有譯自拉丁文的版本不同，路德譯本依據的是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原版。在此過程中，路德也參考了英國十四世紀宗教改革先驅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的譯本，以及歐洲最著名的人文學者伊拉斯謨的希臘語譯本。1522年9月，《圣經》新約出版，同時附有《圣經》閱讀指南、序言和簡要注釋，在市場廣受歡迎。它“以閃電般的速度進入了君王的宮殿、騎士的城堡、修道士的修道院、牧師的書房、公民的房子，[和]農民的小屋。技工、農民和婦女都把《新約》揣在口袋里，敢于與牧師和神學博士辯論福音內容”。

不久，隨著另一位歐洲人文主義新星梅蘭希通（Philip Melanchthon）的加盟，路德的《圣經》舊約翻譯也得以順利展開。盡管梅蘭希通以路德門生自居，但他學識淵博，尤擅希臘語，對新舊約譯文定稿助益良多。此外，他還發起并主持小型學術研討會，每周召開例會，并堅持邀請猶太拉比參與討論——眾所周知，路德是著名的反猶主義者。1534年，《圣經》全譯本面世，德意志境內印刷商一齊開足馬力，造成一時洛陽紙貴的盛況。照史家的說法，路德的《圣經》自誕生之日起，立時便“俘獲了德國人民的芳心”。

考慮到《圣經》的微言大義，路德決定采用所謂“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而非逐字翻譯的方法進行移譯。路德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能從復雜的原文中將其表達之精髓提煉出來，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再現，使得廣大德國民眾能夠理解《圣經》，此種翻譯能力，堪稱天賦異稟。他自謂這樣的翻譯“難乎其難”，因為保持原文精髓和思想內涵絕非易事。在翻譯《先知書》時，他感慨自己已絞盡腦汁——“天吶，強迫這些作者違背意愿，去講德語，讓我們感到多么力不從心。他們絕不愿意舍棄自己的母語，希伯來語的雅致韻味，而說起粗鄙無禮的德語，這就好像強迫夜鶯模仿布谷鳥，強迫它放棄自己優美的旋律而去吟唱單調的歌曲一樣，這簡直是強人所難?！痹诜g意蘊深沉的《約伯記》時，路德絕望地慨嘆，這種翻譯方面上下求索而不得的痛苦，似乎比約伯本人所經歷的痛苦還要多——與其如此，倒“不如就讓《約伯記》埋于廢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對路德這樣精研古典的高級知識分子來說，與目不識丁的平民閑談無異于浪費時間。但即便如此，路德還是會花費大量時間在集市上仔細聆聽各色人等的談吐對話，以便讓他的譯文措詞更加精準，更接地氣。為找出最易于民眾理解的措辭，他不僅“留心于家中母親、街上孩童、市場上男男女女，以及屠夫和店鋪里各種商販的言語”，并且“注意觀察他們的口型”。許多時候，一旦陷入“窮詞”的困境，路德便會殫精竭慮地搜求合宜的字眼——“我努力讓我的德語翻譯干脆利落，清晰明白，為此我們不惜花費三四個禮拜來尋找某一個詞，并為此遍訪名師。”據說為了恰當地翻譯舊約《利未記》中祭禮所需公山羊等動物內臟名稱，他幾乎跑遍維騰貝格的屠宰場。為了準確傳達《詩篇》中的器物名稱，他還專門請教當地的珠寶商，共同商討寶石的德語名稱。他后來對友人坦言：“我的朋友啊，現在任何以德語為母語者都可以自由地閱讀《約伯記》，藉以思考。你們可以一口氣讀上三四頁，感覺如履平地般十分順暢！并不會意識到譯文背后譯者所面臨的艱難險阻”——可謂是他的切身體會。

路德一向認為，文字不過是一種外在形式，其實質往往蘊藏在字里行間，因此人不應該成為“文本的囚徒”。精通德語的路德一再強調，對于譯者而言，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固然重要，但熟練駕馭母語可能更為重要，而后者往往為人所忽略。正如他日后在《論翻譯》（1530）一文中所言，人們通常認為，懂雙語的人就能做好翻譯，其實大謬不然。照他的看法，相比于語言技能，譯者對原文內容的理解和把握才是成敗的關鍵。他的格言是：“沒有人能理解維吉爾的《牧歌集》和《農事詩》，除非他先做上五年的牧羊人或農夫。沒有人能理解西塞羅的書信，除非他參與重大的公共事務二十年。”同樣，路德不無自豪地宣稱，在著手翻譯之前，他本人在課堂講解、課后研讀《圣經》已長達十余年。

《論翻譯》很大程度上是路德的自辯書。針對敵對勢力對他的攻訐，路德引“筑室于道”的典故進行反擊。那些不學無術之徒“翻不出一行正確的經文”，不敢正面硬剛，只能躲在陰暗角落唧唧歪歪。他們指責路德志大才疏，不求甚解，導致全書舛誤多達一千四百余處。與此同時，路德在翻譯過程還“別有用心地篡改《圣經》”詞句，比如他將經文中所有“ecclesia”（通常譯為“Kirche”，即教會）改譯為“Gemeinde”（社區）或“Versammlung”（民眾集會），并在翻譯《羅馬書》三章二十八節“因信稱義”時，擅自添加“僅”字——sola fide，即“僅因信”（by faith alone）。如此狂悖之舉，無疑是對教會權威的公然挑釁。

路德坦承他在翻譯過程中有“夾帶私貨”之嫌。比如他本人的確不喜歡德語詞Kirche一詞，因為該詞就像英語中的church，儼然意指巍峨的建筑物或成建制的（established）機構，令人望而生畏，相比而言，他更喜歡煙火氣十足的“Gemeinde”或“Gemeine”（社群）。至于“僅”字——盡管路德往后余生皆因此而備受質疑，但他卻無怨無悔。路德堅信，這是作為譯者的他在參透原文意蘊的前提下做出的正確抉擇，《圣經》之精義，亦全在乎此。路德一生屢次修改他的德文版《圣經》，但始終不曾取消此“僅”字，足見他的文化自信。

針對教會提出的“因行（善）稱義”——行善不足則以贖罪券（即所謂“天國的門票”）代之，路德斥之為“謀財的丑行”，因為教會人士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漁利，而路德倡導的“因信稱義”恰恰擊中了教會的要害：權力和財富。從早期使徒身無寸縷，到如今教皇富可敵國，羅馬教廷袞袞諸公早已忘卻初心（路德斷言教會組織潰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教皇不愿將手從世俗權力的蛋糕上拿開”），與《圣經》之教誨及教規之約束漸行漸遠。鑒于教會組織自上而下呈現系統性腐敗，難以逆轉且不可修復，當時甚至有人認為整個教會之存在“殊無必要”，或者倒不如自行解體——這也就難怪惱羞成怒的教皇革除路德教籍時，將這位神學博士貶稱為“主的葡萄園里一頭誤打亂撞的‘野豬’”。

誠如歌德所言，路德翻譯的德文《圣經》版本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德語語言的典范，而路德本人也無愧于“德國語言之父”的令名，廣而言之，甚至可以推斷“德意志民族始于路德”。路德在譯文中所創造的一些詞匯，如“Blutgeld”（血酬，付給兇手的酬金）、“friedfertig”（和平，避免沖突）和“N?chstenliebe”（博愛，鄰里之愛）等，至今仍被廣泛使用。一言以蔽之，路德《圣經》翻譯對于德語語言的統一和規范，以及德意志民族文學的發展可謂厥功至偉。恩格斯贊許路德“不但掃清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而且也掃清了德語語言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創造了現代德國散文，并且撰寫了成為十六世紀《馬賽曲》的充滿勝利信心的贊美詩的詞和曲”，洵非溢美之辭。

不僅于此，通過翻譯活動本身以及在此期間撰寫的大量政論文和小冊子，路德進一步提出具體改革進路，如精兵簡政——教廷絕大部分內設機構及人員必須裁撤，取消教士的司法豁免等一應特權，廢止贖罪券買賣，禁止教會發起組織或參與宗教戰爭；同時主張強化世俗國家權力，強調宗教和政治各司其職，互不隸屬。如此種種，皆十分有利于近代國家世俗化的發展——誠如德國宗教神學家海因里希·伯恩卡姆（Heinrich Bornkamm）在《路德的精神世界》（Luthers Geistige Welt）一書中所言，“路德在社會結構上的影響是造成了一個世俗化的世界。國家、法律和公共生活都擁有了自己的尊嚴，而不再從屬于教會法”。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路德宗教改革思想被同時代教會正統派視為德國社會動亂的罪魁禍首（義軍首領托馬斯·閔采爾是路德的門生）。但與此同時，人們也不得不承認，路德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改革精神也開辟了一個告別中世紀的嶄新時代，以民族國家誕生、自由意識覺醒、等級制度瓦解以及思想大解放、政教分離等為標志的歐洲近代歷史由此宣告誕生。從這個角度看，路德也可以被視為歐洲近代社會的引路人。當然，正如宗教史家所言，“近代社會的和諧與否不是一位宗教改革家所能決定的，正如中世紀末期的社會動亂不能完全歸咎于一位神學思想家一樣。”

時間倒回1517年9月。其時與路德頗多共鳴但最終分道揚鑣的伊拉斯謨致信英國紅衣主教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其中有一行文字預示著不祥之兆：“此時此刻，站在世界的這一端，我擔心一場大革命即將來臨”——可惜，過度自信的教皇嚴重低估了迫在眉睫的危險。兩個月后，伊拉斯謨的預言得到應驗——馬丁·路德在維滕貝格教堂張貼出檄文《關于贖罪券功效的辯論》（簡稱《九十五條論綱》），轟轟烈烈的德國宗教改革及農民戰爭拉開大幕，歐洲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亦由此而改變。

席林教授在本書“結語”部分將1517年定義為“作為近代開端的奇跡之年”，并且斷言與伊拉斯謨等人文主義者相比，在“讓歐洲人的世界觀變得多元，從而推動自由發展和世俗化進程”方面，路德的歷史功績更為顯著——他“認為基督教世界的統一是一場大騙局”，并愿意為了實現真正的宗教自由而奮起戳穿這場統一大騙局。因此，“盡管推動歐洲世俗化并非路德的初衷，但正是他釋放了社會變革的關鍵活力，使歐洲得以有今日的面貌?！币谱g《圣經》的結果最終竟導致宗教祛魅，或許正是歷史上無心插柳而大獲成功的另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