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中扎根
拉薩的夏日歷來多雨,今年尤其如此,空氣中居然彌漫起了濕潤的氣息,像極了我成長的小城林芝。那里更溫潤些,尼洋河從城邊悠悠淌過,向雅魯藏布江奔流而去。
或許人成長、生活的地方,天氣、河流、氣味和濕度,都在悄悄塑造著生命的底色。于我而言,林芝的溫潤雨水、尼洋河的流淌,早把對沉靜與濕潤的親近輕輕織進了心底。于是,當我感受到《西藏文學》編輯部那份沉靜的氛圍時,一種近乎本能的契合感便悄然滋生。
起初我對《西藏文學》這本刊物所承載的分量一無所知,而且總覺得在這個信息洪流裹挾一切的時代,人們早就不會再靜下心來閱讀紙質讀物了。因此,最開始我的工作不過就是按部就班地做著審稿、校稿,沒什么特別的。和其他工作的區別,好像只在于我格外偏愛部門的沉靜氛圍,也希望借這份工作逼自己專注閱讀。
轉折發生在編輯2024年第2期時。之前我經手的稿件大多中規中矩,直到看到嘎松央西的那篇小說《逃離》,我才看到了不一樣的面貌。它文字凝練,結構精巧,故事內核帶著股張力,讀起來讓我耳目一新,瞬間照亮了我有些倦怠的視野。需要我修改的地方很少,這反而讓我能純粹沉浸在一個好故事帶來的愉悅中。后來,她又陸續投來《天梯》《褶皺》等作品,風格迥異,才情令我嘆服。
在毛澤東文學院培訓期間,我見到了嘎松央西,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她身上那種旺盛的創作力,還有近乎苛刻的認真,再次讓我驚嘆。學習間隙,她總把剛寫好的稿子發給我,真誠地征求我的意見。令我感動的是,她總是認真傾聽我的建議甚至爽快采納。這種建立在文本之上的信任與互動,讓我真切體會到編輯工作超越技術層面的魅力——那是和創作者一起打磨作品的快樂。
沉浸在這種文字雕琢的默契中后不久,另一種更深沉、更厚重的力量開始叩擊我的心門。
次仁羅布老師是我們敬重的前輩,從未厲聲指責過我們這些年輕人,令我動容的,是他那雙濕漉漉的、透著十足真誠與些許悲憫的眼睛。他就那樣望著我,一字一句地告訴我,《西藏文學》對無數懷抱藏區的文學愛好者而言,是窗口,亦是家園,意義深遠。看著次仁羅布老師用數十年心血澆灌出的作者隊伍,“真誠”與“職責”這兩個詞的重量,如此真切地落在我肩頭。這份沉甸甸的囑托,像一粒種子,深深埋進了我的心里。
一位拉薩青年導演朋友,常跟我談起她小時候癡迷閱讀《西藏文學》的事。更令我驚訝的是,她的父親居然在1990年代就在我們的雜志上發表過詩作。我從塵封的舊刊中找出那一期,泛黃的紙頁上,那些詩句的先鋒氣質和生命力量,過了30年依然鮮活銳利。
常聽人說起《西藏文學》的黃金時代,那是群星璀璨的歲月:扎西達娃、馬原、色波等人那些石破天驚的作品在《西藏文學》集結,不僅照亮了高原文壇,更憑借獨特的魔幻現實主義鋒芒,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刻下了深深的“西藏烙印”。時代洪流奔涌不息,信息傳播的媒介早已天翻地覆,但我們編輯部所有人心中那份重振榮光的渴望并未熄滅。我們深知只有立足當下,汲取優秀期刊的辦刊經驗,還要扎根于腳下這片土地,用好獨特的在地經驗,才能在新的語境下,走出一條屬于《西藏文學》的再生之路。
2025年的《色拉烏孜的雪怪——青年作者專刊》與《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主義專刊》兩本專刊,凝結了我們很多心血。捧著散發著油墨香的成品時,我們那份沉甸甸的喜悅難以言表。近期整理舊刊時,我發現“青年作者”專號與女性主題,前輩們早就深耕多年了,這仿佛是一聲溫和的回響。可是如何在先輩的基石上發出時代的新聲?這是我們年輕一代的編輯要思考的課題。
編輯《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主義專刊》時,小說《一個女人的榮耀時刻》深深觸動了我。我與作者德典白姆相識10年,此前我從未讀過她的文字。我追隨著故事中那個堅韌女性的腳步,經歷她的掙扎、她的沉默、她的爆發,內心涌動著奇異而強烈的情感共鳴。我們曾反復討論標題,德典白姆想換一個更具故事性、更富地域色彩的名字,可反復琢磨后,我總覺得最初的《一個女人的榮耀時刻》最貼切。它平實、樸素,卻蘊含著巨大的力量,直指故事的核心——那平凡生命中迸發出的、不容忽視的女性光輝。
除了充滿銳氣的年輕人,我還接觸到了不少讓人敬重的老年作者。他們大多不太會使用電子設備,與數字世界保持著溫和的距離。其中一位譚清文老先生,每一次用微信回復我的消息時,都鄭重其事得像在寫正式書信。
目睹這份敬意后,反觀自身,照見了我的某種缺失。雖說生于斯長于斯,但我對西藏的許多文化細節時常感到一種“熟悉的陌生”。這提醒著我,作為這片土地上文學刊物的編輯,只處理文字表面是遠遠不夠的,更要潛入滋養文字的文化河流深處。
西藏在遠方的很多人眼里常被蒙上神秘色彩。作為編輯,我常收到許多帶有刻板印象的稿件,里面堆砌著如雪山、哈達等符號化的意象,仿佛憑借幾個標簽就能拼湊出西藏的形象與靈魂。這種浮于表面的書寫方式是一種投機取巧,往往困住了真實的呼吸和心跳。打破刻板印象,引導作者去發現、書寫藏在日常生活里的真實生命,也是我們作為編輯的重要責任。
純文學期刊的讀者或許在變少,但文字的力量從未減弱。對于寫作者而言,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莊嚴的“對抗遺忘”的方式。洛桑更才曾對我說:“我從來沒奢求通過詩歌實現某種社會價值,因為我覺得詩歌是一種很個人化的表達,是我自己的體驗或是對周圍人的觀察記錄,可能我的這幾本詩歌出版幾年后就會完全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但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至少我記錄了、見證了、參與了。”這番話讓我豁然開朗。是的,文學的意義或許首先就在于這種個體的、誠實的“在場”與“銘記”。它提醒我們關注“附近”,珍視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跡與情感漣漪。或許我們都應該努力把當下的知覺翻譯成文字,不要放棄表達。正是無數這樣的個體書寫,最終匯成一條奔流不息的文化長河。
《西藏文學》的編輯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個錨點,讓我這個總想著 “逃離”的漂泊者,在文字的深港里找到停泊的意義,滋生出扎根的勇氣。它賦予我一種踏實的價值感——在喧囂時代,守護一片安靜耕耘文字的園地。
人類在故事中尋找共鳴與慰藉,只要這份對文字的敬畏、對真實的追尋、對“身邊”的關懷不滅,只要我們還愿意在雨水中低下頭,細細辨認那些從土壤深處萌發的綠意,那么,相信這片高原上的文學薪火,將會不斷迎來它新的、充滿生機的日子。
(作者系《西藏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