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分缺席到集體失語

——試論馬華本土文學批評貧弱的要因

表面上看來，本土的馬華文學批評似乎從未間斷它一貫的轟轟烈烈乃至不可開交，但實際上，如果在等待彌漫的硝煙塵埃落定后，我們往往不得不面對它實質上外強中干的尷尬。當然，這種尷尬程度可能（以）人為地減輕，如果有些人執意自欺欺人地堅持罵架式的論爭也算是一種文學批評的話。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對本土馬華文學/批評進行并置式檢視的話，后者的相對滯后可謂顯而易見：無論是從出版的絕對數量對比考察（盡管這種比較有其不精確之處），還是從創作/研究的影響力/國際聲譽（即質量）進行分析的話，我們都可以粗略看出本土馬華文學批評的相對遲鈍和凝滯?！沧ⅲ罕M管目前缺乏對相關出版物的精確數字統計和分類，同時我們也難以用自然科學中影響因子等概念來精密考察各自的持續影響力，但馬華文學的相對繁榮、豐富與鮮活大致仍可以感覺到?！?/p>

毋庸諱言，對這種缺憾的認知往往也是“英雄所見略同”，諸多文學愛好者、作家、學者都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點，這同時又恰恰反證了這種弊病的普遍性。如馬夫之就認為：“在馬華文學各樣式里，收獲最缺乏的應該算是評論這一環了……在各個階段里，文學批評就是那么樣兒的不爭氣，往往要落后在其他各種文學樣式的后頭，顯得那么枯寂，那么貧弱，那么的可憐兮兮。”同時，他也指出了批評中的（發育）不良特征，“馬華文學在這數十年來的饗風飲露，文學批評并不是沒有人提過，而且也因為批評而發生多次的論戰。但是，寫作界卻沒有好好地正視它，有些甚至流于謾罵。當然，其間滲雜著捧煞棒殺而滑進朋友主義或是敵對體系”。〔注：馬夫之：《馬華文學理論批評的趨向》，陳雪風《走下去就是道路》附錄一（馬來西亞：野草出版社，1998），第178—179頁。〕

黃錦樹也深刻又不無偏激地指出，馬華本土“只有一群在暗處搞到雞毛鴨血亂飛、寫不出像樣的東西、喜歡出書、讀書讀到牛背上去的‘馬華文學斗士’”〔注：黃錦樹：《痛苦的道義——給方北方先生的公開信》，《南洋商報·南洋文藝》（馬來西亞）1998年1月7日?！?，而在此之前黃甚至對馬華文學也一視同仁地抨擊，“平凡如我者，‘一些’馬華‘文學作品’當然是讀了，相關的論述也讀過‘一些’。最大的感想是：不論評論還是創作，都‘自動化’得太嚴重了，引不起多少‘震驚’”〔注：黃錦樹：《對文學的外行與對歷史的無知？——就“馬華文學”答夏梅》，《星洲日報·星云》（馬來西亞）1992年8月11日?！?。顯然，黃對馬華文學/批評亦步亦趨、缺乏創造力以至死氣沉沉的弊端不留情面。

考察馬華新文學80余年〔注：我所指的馬華新文學主要是指以現代白話文書寫的馬華文學作品，其時間當從1919年算起，此處的起點借自郭惠芬在《馬華新文學史起點的新界定》（《亞洲文化》第24期，2000年6月，第166-179頁）中的細致考察。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這種劃分有它的問題，因為“現代性”與實質內容的“新”并非突然迸發而是循序漸進蛻變的結果。從此意義上講，黃錦樹與高嘉謙等人對古體詩/文等（如邱菽園等）的強調有其可貴的一面，但問題在于，如果力圖以此否定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舉足輕重的影響或甚至以此作為“斷奶”的憑借則顯得理由不足，甚至有些虛妄。在我看來，這些操持舊體詩的文人在其文本中甚至蘊含了更濃厚的“中國性”（Chineseness）。如果我們從書寫工具（文字）上進行界定和劃分，馬華新文學自1919年迄今已有80余年仍算是一個相對合理的說法。〕的發展歷程，在地的馬華文學批評似乎經歷了一個從“部分缺席”到“集體失語”的復雜進程。相比較而言，新馬獨立前的馬華文學批評因了文學的相對貧血與蒼白，反倒只是吊詭地顯示出其“部分缺席”表征，因為在此時段中，往往是激情洋溢、（追求）立竿見影的口號標語壓抑了可能的豐碩富饒的創作實踐，表面的意氣之爭遮蔽了沉靜的理性之光，但無論如何，在文學與批評的重鎮基本疊合的前提下，文學的生產、消費等同一場域中，文學/批評的對稱關系仍然清晰可見。到了立國之后，數十年來，馬華文學可謂突飛猛進：新人迭出、得獎頻頻，在在引起華文文學圈內外人士的側目與青睞。相比之下，本土馬華文學批評雖然也有不小進步，但還是相形見絀。某種意義上講，馬華文學批評/研究的中心似乎不在馬華，而是在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至少，多元研究中心互成掎角之勢對有形/無形研究地盤的分割更映襯了貧弱的本土馬華文學批評的面目無光，我稱之為“集體失語”?！沧?這只是相對的說法，馬華本土其實也有相對比較優秀的批評家，如張光達、張景云等。正在崛起的如溫任平、許文榮、林春美等，只是相對于臺灣朝氣蓬勃、此起彼伏、辛辣犀利的論述而言，他們的銳氣、創新性和理論架構從整體上看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同樣，即使與實力平平，但擅長在豐富理論資源汲取中“集體大兵團”作戰的中國大陸學者相比，他們的優勢同樣也不明顯，而且大陸此領域的優秀學者也逐漸涌現，如劉小新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所以馬華本土批評的地位的確堪虞。〕

當然，此發展進程的耐人尋味之處在于：為何如此？如何糾正？換句話說，我們怎樣解剖本土馬華文學批評的貧弱從而加以改進？顯然，限于論文篇幅和筆者能力，本文不可能也不想面面俱到地“英雄”排座次或者原因逐個捉。取而代之的是，筆者更想通過點明其要因、揭開其貧弱的癥結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語）或者奢望它竟能自我療傷至痊愈。毋庸諱言，由于著眼于其當代性/實用性，本文的論述重點也相應后移。

一、創作比批評更長久？

某種意義上講，批評似乎只是文學作品的寄生，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沒有文學文本、現象等，批評就難以有效的展開，尤其是那些魚龍混雜、缺乏批評自身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評論文字似乎更加從反面確認了這一點。從此視角看，文學創作似乎總是牽著批評的鼻子走。而對書寫主體來講，講求主動、趨利避害的思維模式往往使得創作成為首選：畢竟被人研究總比追逐他人更具成就感和主動性。

需要指出的是，大馬獨立前文學批評的相對興盛（如果此處將批評的內涵擴大至文學論爭乃至文學斗嘴的話）是有其特殊原因的。首先是報紙副刊提供了難得的表述空間，王潤華認為，“新馬從戰前至今，人文環境惡劣，卻能發展出在中國以外的獨立國家中，歷史最悠久、作家作品都很眾多的兩種華文文學，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華文報紙提供了很好的生存空間……這種發展，除了文化思想因素，報紙副刊提供創作園地發生很大的刺激與培養的效果”〔注：王潤華：《華文后殖民文學——中國、東南亞的個案研究》（中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第135頁。〕。 比較而言，在此特殊環境下，批評比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在副刊操作中有更強的適應性和更大的靈活性。

其次，批評的工具性和實效性在特定時期的強烈需求下發揮了巨大功用，因而它的發展與繁榮在蒙上了一層功利性的色彩的同時卻也合情合理。無論是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主題的發揮、表達與延伸，還是指向在地的激情訴求，批評往往化為一種有力的建構工具。比如我們如果以1939年初關于“幾個問題的論證”為例來考察個中奧妙，便不難發現檳城青年在問詢郁達夫背后的潛藏：他們其實對問題的答案已經具備，甚至稱得上“胸有成竹”。類似設問式的提問，其實希望引發郁充當自答的那個角色，能對在地文藝青年對文學作為一種集體文化產業（a collective culture industry）的熱情與苦心經營予以總結陳詞式的鼓勵或肯定。但當初來乍到的郁對此類問題進行旁觀式的冷靜解答后，詰難隨之而來?！沧ⅲ簠⒁娭斐缈疲骸墩闪颗杂^與融入的距離——郁達夫放逐南洋心態轉變探因》，《香港文學》2002年11月?！车珡拇诉^程不難看出，批評在此中扮演了及時、高效的承載角色：對話與沖突、旁觀與融入等都側身其中。

毋庸諱言，此一時期的文學批評其實因了風云變幻的歷史時空的影響與制約而表現出其別致的繁盛，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此時的批評其實更多在馬華文學創作的緩慢發育中扮演了清道夫角色，它一方面有力地廓清了文學路途上的障礙并指出了其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它的功利性繁榮又無奈的壓制了文學創作自身發展的諸多可能性。

大馬獨立后的馬華文學因為在逐步步入竭力豐盈“獨特性”的正軌后漸入佳境，尤其是最近20年來，更是新人輩出、佳作連連，其強勁勢頭在在令讀者/行家側目，而本土的文學批評卻明顯凸現出不該有的力不從心和貧弱不堪。黃錦樹在對馬華寫作人閱讀資源（或習慣）匱乏、在好的“批評體制”缺席的情況下對將來可能的窮途末路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予以抨擊時，卻也順帶部分從反面說明了創作者可能不無偏頗的主體選擇，“可是在這個地方（指馬來西亞，朱按），似乎寫作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無需閱讀，也不必思考，并且拒絕批評。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很容易出名”，“很容易變大師”?！沧?詳可參見林春美：《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國、黃錦樹》，《蕉風》（馬來西亞）1998年1、2月號。〕

需要提及的是，如果在過分強調文學創作的情況下，而使批評成為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所言的創作的副產品（by-product），那么，這種只是由詩人批評自己有興趣又努力創作的詩歌的操作被稱為“創作室批評”（workshop criticism）。據艾略特所言，它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缺點：凡是與詩人自己無關的東西或是他憎惡的（antipathetic）東西，都超出了他的（批評）權能（competence）；此種批評的另一個缺陷是批評家的判斷力在他自己的藝術之外就顯得不健全（unsound）了?！沧ⅲ篢.S.Eliot，“The.Frontiers.of.Criticism”，see.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7），pp.117-118.〕形象一點，簡而言之，“詩人批評家，因此不是主持公道的法官，而是替自己作品尋求辯護證據與理由的好律師”〔注：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中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第51頁?！场?/p>

不言而喻，當代馬華文學批評的貧弱與上述論斷不無關系，而作家型的批評者往往也難免坐井觀天之弊：批評者往往都是各抒己見，或重陷“對過去的對象的意識形態的批判正是為了開展我輩當下的歷史性”〔注：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中國臺北：遠流，1998），第180頁?！炽Ｕ撌降亩獙αⅲ猩跽叱蔀樗^“全能型”作家，“著作等身（平均十本左右）是他們的特征，舉凡詩、散文、小說、評論、雜文諸文類都在他們書寫的范圍內。產量豐富，質量卻堪虞。數十年如一日，見解、創意都缺如，面貌模糊，不斷的自我重復?？匆黄偷扔诳幢樗簧闹鳎ó斎?，包括還沒有寫出來的）”。〔注：黃錦樹：《對文學的外行與對歷史的無知？——就“馬華文學”答夏梅》，《星洲日報·星云》（馬來西亞）1992年8月11日。〕上述論述雖有過分憤激之處，但對作為創作的附屬的馬華本土文學批評的敗落地位和原因的指斥卻一針見血。

同時，還需指出的是，馬華文壇作者趨利避害選擇創作而兼事批評乃至離棄批評的原因，還在于批評自身特點的限囿及巨大挑戰性。正規的優秀的文學批評往往需要高深和貼切的五花八門的文學理論的支撐、嚴格的學術范式的規范和異常敏銳的鑒賞能力，這顯然比可以天馬行空的創作束縛多多，艱澀幾許。鑒于下節會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簡而言之，對文學創作的青睞（包含了一種功利性原因）、對批評的忽視和恐懼與避讓等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創作比批評更長久”也就成為創作主體的主動認知，也成為解釋本土馬華文學貧弱的要因之一。

二、話語霸權壓制：從外來到自我

美國著名文學史家韋勒克（René Wellek）認為“無論在立場上他們（此處應指批評家）是多么彼此不同，卻都致力于一個共同的目標：理解文學和評價文學”〔注：韋勒克著，楊豈深、楊自伍譯：《近代文學批評史》（中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第14頁?！场Ｈ欢浑y理解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與“評價”文學往往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也即，批評和理論的關系如何？

批評和理論其實是唇齒相依、密不可分的，嚴格的學術批評尤其如此。如人所論，“每個批評家，不管他的工作程序多么有條不紊，還是多么漫不經心，其評介都是以理論原理為基礎的……盡管直到最近幾年閱讀批評文章時，我們還總是以純文學的直覺、情感，而不是以理性領域的名義，出于曾一度作為我們防御態勢的考慮，對理論采取不去求索，或者視而不見的態度，然而理論卻一直存在，并竭力引起我們的注意”〔注：克里格著，李自修等譯：《批評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227頁。〕。即使是表面上看來學術術語淡出、理論運用漸入化境的批評，其實背后同樣掩藏了深厚的理論積淀。〔注：如果我們以當代華文文學研究界的頂尖學者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系主任王德威教授（David.Der-wei.Wang.1954-）為例來說明的話，無疑頗具說服力。表面上，王德威激情四射、搖曳多姿的文字似乎與枯燥晦澀的理論不搭邊兒，其實如果仔細考察他的理論造詣與根基，諸多學術大家的影子隱隱可見，隨手拈來，如?？?、巴赫金等對其影響就不小。膚淺模仿者往往誤以為王沒有理論，可以肆意書寫、自由自我、天馬行空，實際上，這正是王巧妙化用理論之后的圓潤（評析與解讀渾然一體）與自信（引領潮流風范，自成一派）的表現。〕

顯然，類似的理路同樣適合馬華文學批評，不過，當我們以此標準來檢視本土批評時，便不難發現恰恰是因了本土理論資源的匱乏導致論述深度的脆弱以及創造力的蒼白。一般說來，馬華文學批評的理論來源，主要是中國大陸、中國臺灣、西方。比較而言，以當代西方文論來處理馬華文學在具有可能的先鋒性（avant-garde）時，往往又可能隱含了必須小心處理的隔膜（適用性考量），而且西文原著價格不菲，值得斟酌。反觀中國大陸與臺灣方面的物美價廉和同文同祖的親近使得它們成為本土批評加以借重的理論資源。吊詭的是，它們往往也成為一種莫名的話語霸權壓制，如具有“臺灣經驗”的黃錦樹就在不無醋意地反駁他人時透露了一絲不同話語霸權對馬華文學批評嚴重蔭蔽的真相，“從老去的現實主義到誕生中的大馬先鋒派，舶來品的影子都十分深重，嘲笑受臺灣影響的人要不是受過去的中國、就是受現在的中國影響，就‘影響’而言誰也沒資格笑誰。真正的問題在于彼此的作品是否能各自成立”〔注：黃錦樹：《馬華文學的悲哀》，《南洋商報·南洋文藝》（馬來西亞）1996年12月18日。〕。

但毋庸諱言，某種程度上，大部分馬華本土批評更多是長期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雜文傳統，由于對應有的學術規范和批評范式不甚了然，而使得本土文學批評的邏輯及其嚴密論證都相對比較缺乏，所以往往給人以詬病的把柄。

以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對馬華文學的影響為例，某種程度上，在中國曾經風靡一時、甚至成為文學主流之一的左翼文學近乎同步共振式的傳染了馬華文學，當然也影響了當時的馬華評論界。1930年滔滔提倡的“穿普羅衣裳的地方色彩”〔注：新社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第32頁。〕文學的理論呼吁其實就是以革命現實主義文學觀為理論前提，將南洋文學定義為具有地方色彩的普羅文學。盡管此后的相關論爭綿延不絕（新興文學、中國文學的地方文學等等），但大致上都未能突破這一框架。如人所論，文學本土化與革命文學思潮“合流前文學本地化的提倡者們追求地方性、創造性和藝術性，合流后則強調地方性、真實性和功利性。后者隨新興文學思潮主流地位的確立，成為馬華文學獨立思潮的理論基礎，也就是題材決定論。這一理論實際上是一種馬來亞化的現實主義文學觀，認為馬華文學史馬來亞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也就是說馬華文學獨立思潮雖說在理論主張上要求擺脫中國文學，其理論思路或方法卻深受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影響”〔注：李麗：《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第2期。〕。

類似的，中國現實主義思潮在經過改造后頑強地在馬華本土上生存下來，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盤踞了文學思潮/流派/批評的主流位置。它來自中國的霸權話語源泉，最后卻也吊詭地成長為本土的理論霸權和背負。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話語霸權也同樣可能來自馬華本土批評內部：或是官方人為的對本為天下公器的學術（含資源）的專有（如壟斷學術資源以及對中文書籍等的限量與掃除），或是惡性循環之下對外來資源的過度依賴等等都壓制了本土批評以及可能的創新與深化。如林建國所言，“這種結構性的貧弱因為有其政治大環境的理由（當然還不是唯一的理由），譬如學院的學術資源被官方壟斷，馬華文學界本身就不見得能負完其間貧弱的責任”〔注：林春美：《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國、黃錦樹》，《蕉風》（馬來西亞）1998年1、2月號?！?。

文學理論的提煉是一個異常艱辛復雜的過程，它迫切需要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豐富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想象力創新與嚴密的內在邏輯建構。在此過程中，對原本已有的艱深晦澀的理論的吸納、汲取同樣也是一種枯燥又嚴肅的實踐操作。其間活力十足的對話、思想交流、碰撞十分必要，往往有很多人就是因為人受不了個中的形單影只、孤掌難鳴的寂寞而不得不放棄。

馬華本土文壇似乎恰恰缺乏民間學術化的文化語境，除了官方壓制等的客觀原因以外，往往由于創作者的野心太大（一窩蜂不甘示弱地力求全能全才）而無暇進行必要的理論修煉（或是因困難望而卻步），所以現有的文學評論大多過于樸素，雖不至于隔靴搔癢，但論述視角的單薄，理論功底的淺薄在情緒化的介入情況下更是令人搖頭嘆息，所以嚴格說來，這些評論大多流于閑云野鶴式的散漫感悟，缺乏銳氣與攻擊力。有論者敏銳地指出，“陳雪風無疑是當代馬華文壇上有數的富于才情的批評家之一，他的真淳樸實的文筆使文學批評成為一門富有創造性的藝術。不過，他的描述性的、抒情性的評論，同他尊奉的印象、鑒賞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批評的理論的明晰度，濃重的經驗氛圍又使陳雪風的批評呈現出博而不深和過于細致瑣碎的毛病……真誠是陳雪風的批評風度，但某些時候用語的極端同樣是他的不足稱道的地方”〔注：蕭成：《陳雪風文學批評之管見》，《東南學術》2000年第4期。〕。陳雪風個案無疑很好地從正反兩面論證了馬華文學本土批評的流弊和其慘淡的優點。

同樣，馬華文壇并不發達的出版也部分羈絆了本土批評的發展，從現有的出版物來看，由于更多注重“輕”批評（一種輕松恬適的鑒賞式批評，商業化色彩濃厚）和市場銷路，有分量的學術批評往往青黃不接，甚至成為一種令人尷尬的闕如（有時是依靠研討會的形式進行，最后交上論文集了事或作遮掩）。在此情況下，極富個性的批評家更是難于培養；同時，馬華出版比較狹小的發行市場空間（往往只能在新、馬兩地非常有限的讀者群中銷售）也限制了話語的傳播范圍與分量：許多在本土出了幾本書就不免揚揚得意的作家他可能不知道，在更大的華文文學圈內，他只是小字輩甚至是無名小卒。某種意義上講，馬來西亞唯一一份有些思想深度的刊物《人文雜志》在本土的尷尬遭遇〔注：筆者曾向該刊前執行編輯許德發先生請教過，得知有些人抱怨行文晦澀艱深，所以銷路不佳。但馬華本土批評所缺乏的意味深長、駁雜精深的理論書寫如果成為八卦報紙式的流行文字堆積，往往也就失去了它的理論特色和補償價值。無獨有偶，該刊主編張景云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面對重重困難，仍然會盡力辦好刊物，為提升馬華文學、文化努力不懈。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堅持令人欽佩。詳文可參《人間》（馬來西亞）總第3期專題訪談。〕就凝結了馬華本土批評的種種癥結。

應當指出的是，文學批評是非常有益于創作的，可以說如創作之于批評一樣不可或缺，如果“有人相信文學藝術具有價值，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可以為之辯護的立場。唯有能夠顯示文學藝術在完整的價值體系中的地位和功能的總體理論才能提供這樣一個堡壘。同時我們需要的是可以用于抵制和推翻錯誤觀念的武器”〔注：瑞恰慈著，楊自伍譯：《文學批評原理》（中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第30頁?！?。在我看來，馬華本土更應該在有機借鑒西方，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文論的基礎上兼容并蓄、銳意創新，建構出深刻細致、犀利鮮活的本土批評話語，而非過分依賴他人導致惡性循環，反過來又加劇自身成為他人所輕視的蔭蔽于大樹之下的荏弱小樹。當然，倘如此，也不至于在面對來自他域的善意/惡意的攻擊時再次木訥不堪、捉襟見肘，乃至漏洞百出。一如林建國所著力攻擊的靶子，“馬華文學界這兩難態度目的只有一個：不肯思考，永遠在回避真正的問題……他們只是藉著交換情緒來轉移他們沒有能力交換意見的事實”〔注：林春美：《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國、黃錦樹》，《蕉風》（馬來西亞）1998年1、2月號?！?，何其悲哉！

三、文人相輕與避重就輕

平心而論，馬華本土批評的內耗與無謂糾纏拖慢了批評原本可能逐步推進的步伐，比如小圈子意識、文人相輕、幫派林立等不良習氣往往牽涉了論者太多的精力從而客觀上使原本粗疏的批評界更顯荒蕪（質量上而非數量上）。具體而言：

1．文人相輕

由于更多是齊頭并進，缺乏經典、規范或大作家的領銜，加上固有的文人相輕傳統，馬華文壇大多洋溢著互不買賬、各行其是的氛圍，尤其是對于同行，如果不是惡意吹捧，就是一劍封喉，“于是冷嘲熱諷，挖墻腳放暗箭，巴不得你立刻倒下來，最好是跌得粉身碎骨。仿佛，一旦你的聲名掃地，他就霍然名聲大噪了”?！沧ⅲ河⑴喟玻骸稙t灑集》（新加坡：草根書室，1985），第108頁。〕

而如果我們回到文學論爭上來，縱覽80余年的馬華新文學史，文學論爭似乎顯得格外的熱鬧、堅韌與善始善終。以獨立前馬華文學為例，1920年代“南洋色彩”的提倡就日趨熱烈，對于其具體操作大家也各持己見。1930年代馬來亞地方文學提倡時期，這種論爭則逐步升級，甚至于嚴厲批評機械挪用中國口號為“搬尸”，盡管他們身份上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而且隨著抗日戰事的推進，“戰時文學”與“華僑救亡文學”的口號之爭也是同樣熱火朝天。1940年代 ，“馬華文藝獨特性”問題在僑民文學作者與堅持前見的作者之間又展開猛烈的對抗與互相抨擊，正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火如荼。

即使到了不久前的20世紀90年代的馬華文壇，也仍然嗆味十足。如林春美所言，“這十年的論爭，對于刺激馬華文學整體性思考的意義很大，然而對于個別牽涉其中者的殺傷力也不小。被牽涉的雙方/多方的被傷害的感覺本來無其必要，然而，馬華文壇不善討論問題，偏愛道聽途說、斷章取義、湊熱鬧、看大戲的陋習，讓這種傷害變成無可避免”〔注：林春美：《90年代最嗆的文學話題》，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馬來西亞: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第k頁。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看來，盡管該書在編選時已被編者人為遺漏了許多罵架的賣點，但該書實際上仍然還可算得上馬華本土批評激情泛濫、貧弱與無奈的最好證明與記載?！场?/p>

綜上所述，盡管文學批評的歷史時空可以時進事移、滄海桑田，但文人相輕的習氣似乎代代相傳，愈演愈烈，這樣一來，難免讓馬華文壇長期處于拓荒階段中，缺乏培養大作家的“息壤”。與此相反，書寫（包括批評）恰恰墮落到平庸、重復、無味的陷阱中，如人所論，“如此平凡的書寫，只要一拿起筆，大家就‘平等’了；這一來‘作家’、‘作品’反而是最不神秘、最平常的存在。閱讀本地的作品就變成是咀嚼共同記憶罷了”〔注：黃錦樹：《對文學的外行與對歷史的無知？——就“馬華文學”答夏梅》，《星洲日報·星云》（馬來西亞）1992年8月11日。〕。

2. 幫派林立

依據林孝勝的界定，“幫是一個方言社群，它帶著濃厚的地緣性和業緣性，偶爾附有血緣性”〔注：林孝勝：《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協會叢書10，1995），第29頁。〕。一般說來，幫派是聯合起來的方言族群或志同道合者為更好的發展而組合成的有機團體。它無論是對內的個體權益保障、運轉，還是對外的集體利益都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有時也難免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侵犯他人，至少不容（也可能不見容于）他人?；氐轿膶W上來，幫派的關聯紐帶可能會更加復雜多變，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籍貫、對文學理論（流派）或某一文學立場的堅守等等。

林立的幫派往往具有排他性，至少也是以自我為中心，這就往往難免導致不同意見、派別之間的摩擦，乃至意氣之爭，而對于某一幫派的效忠又難免造成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惡果：偏激片面、裹足不前。如人所言，“星馬文壇最近確有幾次論戰，戰事乍看來倒像是轟轟烈烈的。但以我所見，恐怕是戰多論少。竊以為，若稱之謂‘罵戰’，亦無不可……他們是怎樣兒扭打起來的呢？不外是為了一兩句譯筆，一兩個不同的觀念，于是居然劍拔弩張，動用了大批自認為最漂亮的刻薄話，互相刺戮”〔注：英培安：《敝帚集》（新加坡：草根書室，1987），第51頁?！?。

同樣的幫派紛爭似乎也可推而廣之，套用到馬華本土批評與留臺生的馬華文學批評對抗上。某種程度上講，馬華文壇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排外’意識”（陳大為語），這表現在他們對發展了幾十年的文學流派（更多是現實主義）的固執堅守，有時也固執到頑固不化。某種意義上講，旅/留臺創作群的批評有他們的洞見和良苦用心，如人所言，“它的目的不是在打擊馬華文學，而是志在‘棒喝’——將那許多不求長進的作家喝醒，將那許多被不入流的作品涂炭了眼睛的讀者喝醒……旅臺創作群對馬華文學作品的不滿，源自于閱讀經驗的積累”〔注:陳大為：《“馬華文學視角”VS“臺灣口味”》，《南洋商報·南洋文藝》（馬來西亞）1997年1月17日。〕。吊詭的是，憑借背后臺灣理論資源支撐的“盜火者”們采取的決絕的二元對立姿態在表達他們的不滿與洞察時，也宣泄了過分憤懣的情緒。至少，在這種幫派林立、殺氣騰騰的論爭架構中，他們不是足夠理性的克制者，相反，他們同他們的對手們一起重復（演）了這種惡性循環。

毋庸諱言，除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力圖以此類論爭嘩眾取寵外，多數的文學愛好者、書寫者往往會避重就輕，而逃離自尋煩惱的批評他人。即使批評時，要么就是一團和氣、蜻蜓點水，你好我好大家好，喜氣洋洋；要么就是滿口昏話，意氣橫飛、殺聲震天，但無論怎樣，最后的結局往往是對核心話語（話題）的更多遮蔽以及善良意愿的不了了之。所謂深入洞察、真知灼見與理論推進的銳氣往往因此并不出人意料地缺席。而本土的馬華文學批評也就因此一如既往地積貧積弱，令人扼腕，甚至有時令人無奈乃至氣餒。

四、叩問對策及其可能

如前所述，本文并非意在對本土馬華文學批評的貧弱原因追根究底，所以盡管筆者的上述總結難免有掛一漏萬之嫌，而實際上，如果真的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話，那極可能又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永不完結的過程。在筆者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沒有推動乃至提升本土文學批評的發展的可能性？如何可能？

在我看來，馬華本土文學批評仍然存在著較大的騰飛空間，而當下的關鍵在于揚長避短，合理整合現有的人力物力資源、不斷提高人們對馬華文學批評的重視程度，為馬華文學批評發揮更有效的威力營造良好的生長氛圍。

如果我們在為厘清論述理路考察文學批評的具體功能時，仔細一想，不難想見它的具體功能可作如下分層，如鑒賞（“闡釋”）、定位（“評價”）和預設等等。換言之，“理論家批評家面臨各種各樣的文學實踐，無非是要回答這樣三方面的問題：1. 它是什么，為什么是這樣的；2. 它有什么作用和意義，其價值何在；3. 現在和將來的文學應該是怎樣的”〔注：陳晉：《文學的批評世界》（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第41頁?！场?/p>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文學理論的快速轉換和更新換代，文學批評自身也可能發生相應的蛻變。如讓-伊夫·塔迪埃（Jean Yves Tadié）就指出，“自巴特（羅蘭·巴特Barthes Roland，1915-1980，法國著名思想家，朱按）以來的文學批評既是讀析又是著作，并非因其風格的優美，而是藝術作品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當作品解體失去昔日的神圣和含義的單一性時，她需要注釋者以期傳達她的意義和形式：闡釋成為文本的構成部分”〔注：讓-伊夫·塔迪埃著，史忠義譯：《20世紀的文學批評》（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第1頁。〕。應當解釋的是，巴特所力行和操作的批評實踐和他有名的“作者死了”的宣言互相吻合，批評同時也成為讀者人人都可參與的文本（text）解讀嘗試。但吊詭的是，讀者有無數，巴特卻只有一個，他所代表的批評實踐其實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多重境界后的深刻感悟與理性糅合，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樸素的“雜文”式批評。

但無論如何，馬華本土批評必須探尋更廣闊的出路與可能性。竊以為，可行的對策如下：

第一，發揮本土優勢。相比較而言，馬華本土其實擁有不可替代的文學批評優勢。首先，就是可以輕易擁有最豐富的文本資料。對中國大陸及臺灣學者而言，盡管他們擁有較強的理論優勢，但令他們的論述往往為人所詬病的要因恰恰在于：他們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實踐者。于內地學者而言，有時也難免蹈入分豬肉式的派發高帽的夸大其實廉價贊譽的怪圈；于臺灣學者，哪怕是大馬旅臺學者，他們對大馬脈搏跳動的深切感受與準確拿捏可能仍然無法與在地的學者相媲美。

其次，身居大馬，多種研究手法可以更容易地展開，如口述歷史、訪談、田野考察（field work）等自然可使觀照的視角更豐富多元、立體可感。恰恰在對在地知識、體驗、書寫爛熟于心的基礎上，馬華本土批評更可能實現對現在及未來的美好/合理預設，實現批評的終極關懷，即“昭示一種（乃至多種，朱按）藝術理想，并成為文學創作實現其藝術理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調節機制”〔注：陳晉：《文學的批評世界》（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第47頁。〕。

第二，有效分工。建議馬華本土作者在進行多種書寫嘗試后，要選定自己最擅長的一種角色，或以此為中心兼及其他，而不應刻意追求所謂“全能作家”。否則，極可能如英諺所言，“貪多必失（Grasp all, lose all）”。與此相反，我們應當賦予文學批評以更多的關注與更合理的定位，而不應該一股腦兒追求文學書寫而大多數人難逃命定：淪為平庸的文字寫手。如果有足夠的文字鑒賞力、豐富的想象力和敏銳的穿透力，經過艱苦磨煉后，從事文學批評對馬華文學的更大騰飛將功不可沒，甚至有時可能是居功至偉。不要忽略了，“批評家，真正出色的批評家，就是在自由與必然的雙重參照中來把握作家，使作家從自由走向必然，又在必然的基礎上獲得更充分的自由……批評家沒有偏見的反思往往能為作家進一步的修改、升華提供審美照明”〔注：陳晉：《文學的批評世界》（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第115—116頁?！?。

第三，“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喬治·布萊認為，“批評來源于嚴格的放棄自我”，“閱讀或批評就意味著犧牲（我們）所有的習慣、欲望、信仰”。美國批評家米勒（Miller, Joseph Hillis, 1928- ）在點評布萊的“認同批評”時指出，“批評家對作家的再創造不是為了要對批評家有什么好處，而是為了被批評的作家的緣故”。〔注：J.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劍等譯：《重申解構主義》，（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2頁。〕上述引言在在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關懷：批評必須擁有自己的主體性和科學性（scientificity） ，批評必須堅持自己的神圣原則。

對于馬華本土文學批評來講，這個原則同樣適用。馬華文學的批評者在展開文學批評時，必須發揚“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決絕與客觀精神，堅持道德倫理層面的關涉暫時與批評脫鉤（當然論及文學中的類似主題時則自動除外）的操作方式。唯其如此，才會逐漸遏制無處不在的幫派主義、小圈子主義和友（親）情的種種干擾與滲透，更加貼近所追求的批評精神內核。需要指出的是，本土馬華文學批評的崛起會是一個長期艱苦卓絕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希望在急功近利、重利輕“義”（這里指人文與終極關懷）的今天，大家能給予足夠的耐心、支持、激情和理性灌注。

［本文大綱曾發表于《星洲日報·文藝春秋》（馬來西亞）2003年7月5日］